再说修长城和焚书坑儒。王立群教授认为秦始皇做这两件事是为了帝国的安定。或许是吧。然而这种所谓的帝国的安定也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的幸福和利益。相反，秦始皇是用摧残和屠杀人民的手段，用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来换取他的帝国的安定。那么，这种帝国的安定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可诅咒的了。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就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表明了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人民对这件事是否定的。不仅是人民，秦始皇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对修长城也是否定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蒙恬是秦始皇的心腹爱将，也是修长城的总指挥官。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司马光曾任宋朝的丞相，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但他主张仁政，反对暴政。司马光首先肯定秦始皇修长城是毒天下的行为，是一种罪恶，而蒙恬甘愿听其驱使，实施这一罪恶，挖山填沟，西起临洮，东至辽水，绵延万里，人力不足，死尸却遍地都是。蒙恬虽忠于其君，也不能抵消其罪恶。之所以说是罪恶，是因为秦始皇不管人民死活，不把人当人看，漠视生命。人民就像是一群动物，一群牲畜，他可以随便使唤、奴役、蹂躏、折磨、杀戮，毫不顾惜。因修长城而被冻死、饿死、累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惨状。然而草根学者居然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瞎编出来的，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胡说！历史上或许没有孟姜女这个人名，但故事反映的现实却是完全真实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能是编出来的，但不是瞎编，是以当时的现实--力不足而尸有余为依据的。人们之所以编这个凄惨的故事，就是要抨击和控诉修长城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如果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是幸福，人们自然会编出另一个欢乐的故事去颂扬这件事。秦始皇焚书，是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而实施的。《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处死刑），以古非今者族（灭九族）。此时有两个儒生曾非议秦始皇，十分害怕，赶紧逃跑了。秦始皇知道了，十分恼怒，命御史对咸阳所有的儒生严厉讯问，将其中的四百六十人活埋掉，其余的贬往边疆。这就是所谓的坑儒。《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因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察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余发谪徙边。非议秦始皇，就要被坑杀，这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是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件事典型地反映了秦始皇的暴虐无道。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人民实行思想专制、文化专制、言论专制，就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的。这种专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生机勃勃的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反动和倒退。王立群教授还引述鲁迅的一句话为秦始皇的暴行辩护。鲁迅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曾谈到秦始皇：德国的希特勒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这句话好像是说，秦始皇本不是暴君，也没有干坏事，只是因为二世而亡，才让秦始皇跟着背了黑锅。其实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首先，说到鲁迅，的确很伟大。他的许多思想见解都是很精辟的。不过，一个人再伟大，也不是神仙，不是上帝，不能去迷信他，不能认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正确，也不能用教条的僵化的态度去照搬他的每一句话。王立群教授拿鲁迅的话来佐证秦始皇不是暴君，是从概念到概念，是不对的。一个概念是否正确，只能用事实本身来证明。不能说鲁迅认为什么是对的，就一定是对的，鲁迅认为什么是错的，就一定是错的。说秦始皇是暴君，冤枉吗？当然一点不冤枉。秦帝国固然是二世而亡，祸根却是秦始皇种下的。人们对他的种种暴行，早已是怨声载道。譬如，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发现其母有奸情，还生了两个孩子，就把她迁到外地囚禁起来，并杀死奸夫，两个私生子也装在布袋里摔死。有人谏言，认为不妥，秦始皇便将其杀死。又有人谏言，又杀死，接连杀了二十七人。这时有个叫茅焦的就此事再次向秦始皇进言，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又譬如，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人，他的长子扶苏就极力反对，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茅焦和扶苏都预见到了秦始皇的暴行将会产生的后果，也说明了秦王朝的灭亡与秦始皇的暴政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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