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是一种学术委婉语，其实质含义是赤字财政。这种财政政策源于凯恩斯主义理论。按凯恩斯本人观点，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只有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才是出路。
但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如果保持财政平衡，则势必要增加税收。导致有效需求减少，抵消财政支出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的效果。因此，为了刺激有效需求，只能是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不增加税收，也就只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了。但直接说赤字财政，太刺耳，太可怕，一般民众难以接受。于是，改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模糊、委婉提法。这就好比，说一个人“死了”，不中听，要说“逝世了”，“人没了”，“人走了”，“人不在了”一样。
按上述说法，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会出现财政赤字。也就是财政收入少，财政支出多。那么多出来的钱从哪里来？一般有两个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向中央银行透支，二是发行公债。向中央银行透支，意味着增加货币供给量，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因此通常慎用；于是，发行公债，向民众借钱，就成了政府经常采用的一种做法了。
对于目前的经济萧条，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面对经济萧条，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千万不能错失良机。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谈到：如果胡佛总统在经济衰退时不试图平衡预算，如果联邦储备银行不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去捍卫金本位制，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向受威胁的银行体系注入资金，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就可能是一次较短的倒退。遗憾的是这些假设一个都没有发生，于是大萧条发生了。针对最近发生的经济萧条，克鲁格曼再一次强调，官员不能谨小慎微，不能过分担心赤字，过分谨慎就是冒险，因为这种优柔寡断会错失挽救经济的最好时机。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应把市场自发调节和政府积极干预紧密地结合起来。面对经济萧条，“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振奋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
其次，把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我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如下特点使其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一是我国出口产品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低端，技术含量不高，自主知识品牌缺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表面看来亚洲各国经济增长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品牌不多，自主创新不够，不仅受制于人，而且挣的只是微薄的加工层面的钱。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还由于这些产业进入门槛不高，极易形成低层次的生产能力过剩。
二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通常缺少资本，因而选择这样的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当资本已有一定积累时，就要适时地调整。因为从战略的层面讲，大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于小国。亚当·斯密说过，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各国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不仅应当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还要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即国内贸易。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了与亚当·斯密几乎相同的结论：大国发展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当前的启动内需，绝不是简单地重复既有的产品生产和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必须与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结合起来。
三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而不是靠消费拉动。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是最终需求，其背后的力量是市场和消费者，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投资是引致性需求，不是最终需求。在我国特定背景下，投资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政府，容易产生亮点工程和形象工程。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长远地看，我们必须从主要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于是，我们必须把启动内需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制度以及建立合理的教育收费制度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制度保证之下敢于消费。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追加投资会使边际效用递减，选择新的投资领域可以从总体上提高投资效率。据此，选择向“三农”投资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
最后，创造平等竞争环境，提升政府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在凯恩斯看来，政府的投资虽然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应当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应当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的创造。要提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一是要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即一个投资项目可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二是要给民间资本的进入以足够的空间。为此，我们必须创造平等进入和平等竞争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既吸引民间资本，又能在竞争中提高投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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