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三农”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了“五个统筹”之首的位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中央1号文件确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高、受益面之广，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三农”工作也成为近年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亮点。正是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党中央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加深对中央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解，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和决心，提高组织领导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农业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具有极端重要性。工业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工业是农业不断分工的产物，工业的发展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哺育和支持。农业农村既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原料和大量的劳动力，也是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但由于农业的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同步，其劳动生产率无法同工业生产相比，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本质上是一种弱质产业。当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就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受这种利益机制的驱动，农业很容易被忽视，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农村和城市呈现出很大的反差。我国的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国家的工业化主要靠农业支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金积累。随着全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越来越成熟。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了“三农”问题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孕育着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变革，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积极而明显的变化。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的分化正在由传统的种养业向产前、产中和产后等产业部门演变，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加快推进，成为直接沟通城乡关系的产业纽带。二是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流动性明显增强，农民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快速发生分层和分化，农民对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愿望更加迫切。三是农民就业和收入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劳动力由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中就业，变为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与此相适应，农民收入构成也在不断变化，来自非农产业特别是外出务工的收入不断提高，从而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三农”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靠零敲碎打就能解决的，必须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安排，因势利导地把农村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大力协同、整体推进的新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为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第三，城乡发展的差距，凸显出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紧迫性。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工农失调、城乡失衡的状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上学难、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的问题相当突出。从城乡面貌来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虽然也有很大变化，但变化相对较慢。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立足点，必须始终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没有农村的繁荣，就不可能有持久而旺盛的消费需求，城市的繁荣最终也是靠不住的。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既是一项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非常紧迫的现实任务。
第四，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提供了新农村建设的切实可行性。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既反映了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也是综合国力提升的显著标志。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突出表现在经济总量跨上了新的台阶，2004年已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已上升到第4位。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2.5%，城镇化率已达到43%。与此同时，国家财力有了很大增强，国家财政收入5年翻了一番多，总量已达3万多亿元。正是基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中央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当然，从甘肃省来说，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实力，都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还很弱。但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大概念，是一个国家战略，其含义主要是指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重点向农村转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对甘肃省这样的欠发达省份而言，这既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也是一个协调区域发展的大举措，更是一个加快发展的大机遇。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载体，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归根到底一句话，这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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