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对加拿大建国的影响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在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之时，以麦克唐纳为首的联邦之父们鉴于美国内战和州权至上的教训，力图把加拿大自治领建设成一个中央集权型的联邦制国家，因而在《英属北美法案》(BNAA)中，处处呈现出加强中央权力的倾向。但法案自身的缺陷、联邦的西部开发政策和19世纪末加拿大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形势都使得自治领逐渐背离了它原来的轨道，向着地方分权的方向倾斜，从而为西部地方主义的孕育准备了合适的温床。

首先 ，1867年的加拿大宪法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地方分权的缺陷和漏洞。政治学家怀特认为，加拿大联邦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冲突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根源[2]。其一，联邦宪法声称要建立一部“原则上与英国宪法相一致的宪法”，意在避免美国州权至上的教训，但却采取了联邦制的形式，而且有关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规定语言模糊，没有为地方所拥有的“财产和公民权”与“地方事务”两项权力予以澄清，使得这两款在后来能够根据解释者的需要而随意延伸。因为在一个国家里，没有几项事务同“财产和公民权”及“地方事务”完全无关。这两项条款与联邦政府所拥有的为了“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而采取任意行动的“保留权力”一样，成为事实上的“地方保留权力”。这样，从联邦分权到并列保留权，“其必然结果就是省主权和省权主义的呼声”[3]。其二，本法案没有规定修改程序，导致省与中央在修宪间题上争论不休，为以后省与联邦的争端埋下了伏笔。其三，加拿大宪法规定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它的最高解释和上诉机构，在涉及联邦与省争端时，自治领最高法院没有最后裁决权。然而，司法委员会的法官们却采取了支持省权主义的立场，“毋庸置疑，司法委员会在加拿大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履行解释宪法的义务时，带有支持省权的偏见”[4]。其中以沃特金和霍尔丹两位法官在任期间压制联邦、纵容省权为甚，所以有人认为“在美国，一个松散的联邦被马歇尔的判决联合了起来；而在加拿大，一个紧密的联盟却被沃特金和霍尔丹给拆散了”[5]。

其次，麦可唐纳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的缺陷是西部地方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国家政策是麦可唐纳保守党政府为了实现独立国家的梦想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它包括保护关税、建造太平洋铁路、移民开发西部等，其目的是要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从海洋到海洋”的横贯东西的独立国家，不仅指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还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东部、中部和西部三者之间以及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通过保护关税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通过西部的开发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然而，国家政策在带动西部发展的同时，却严重忽视了西部的地区利益，致使本地区在国家建设中付出了与其收益不相适应的代价，引起了不满情绪。第一，在这个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思想的新经济体系中，西部被推向了一种特殊的边缘化地位。从政治上看，西部与其他建国省份相比，处于二流的从属和半殖民地地位。联邦为了修建太平洋铁路和吸引移民定居这两项“自治领的目的”，规定1870年加人联邦的马尼托巴省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归联邦拥有，同时尚未建省的西北地区也被完全置于联邦的领导之下，联邦诸省被人为地分成两等，草原地区在联邦中处于一种类似“半殖民地”的地位。从经济上看，国家政策使西部丧失了发展主动权，日益沦为东部工业中心的农业边缘。麦克唐纳的铁道部长塔伯爵士曾讲过一句使西部难忘的伤心话:“为了国家利益是否得牺牲地方利益？我说，如果必要的话，是!”[6] 正是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地方利益这一信念，使得西部“发展的蓝图完全是在握太华制订的”[7]。本地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由蒙特利尔、多伦多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供给。西部沦为东部工业中心的农业边缘。第二，国家政策在西部的执行工具—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诸多行为也侵害了本地区的实际利益。太平洋铁路曾经为国家建设和西部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它的一系列忽视西部地方利益的政策却使本地区把它看成了东部剥削和统治的工具。最使西部不满的莫过于铁路所施行的所谓“合理歧视”的运价政策，铁路认为:“如果被迫运营亏本或高竞争的路段，那么就要通过向非竞争路段收取高价来弥补亏空。”[8] 根据这一原则，它对西部收取的运费超过东部同距离路段的两倍，致使仅仅运费这一项就要占去农场主小麦售价的1/3。这是导致西部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西部认为铁路的垄断，不仅造成上述的运价歧视，使西部不能同美国发展贸易，同时还妨碍西部土地的开放和工业化。所以，反对铁路垄断是西部普遍的呼声。第三，虽然从理论上说，保护关税能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边缘的暂时牺牲可以从长期的收益中得到补偿，但1879年的关税法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意在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东西贸易。西部所必需的工业制成品、农具等的税率被提高到25%-35%不等，而中部工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则只有5%，有的甚至完全免税。这样一来，西部的开发与中部的工业化相比，就处于从属地位。农场主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接受东部质次价高的工业品，不能接近近在咫尺的美国市场。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西部每个农场主每年要为关税多支付100-130元购买商品[9]。

另外，19世纪末加拿大省权主义的兴起也为西部要求更多的权力提供了借口。联邦建立以后，新斯可舍省的约瑟夫·豪就掀起了退出联邦运动，最终从联邦得到了1,186,800元的债务津贴和每年82,700元、为期10年的财政资助才算了事。此举开启了省为地方利益而向联邦伸手、争取“较好的待遇”的恶劣先例。从此以后，各省也争相效仿，纷纷以各种借口为要挟，向中央索取钱财和权力。时隔不久，构成联邦支柱的安大略和魁北克也向联邦中央的权威挑战，安大略省总理莫瓦特抛出了“联邦契约论”，倡导省权，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的“省权主义之父”。1887年，在魁北克的倡导下，第一次省际会议在魁北克城召开，各省联合向联邦发难，要求“尽早采取措施，以便于帝国议会通过法案修改《英属北美法案》”[10]。东部省权主义的发展对西部地方主义无疑起了鼓励和纵容的作用。

总之，联邦宪法的漏洞和缺陷为加拿大地方主义的孕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联邦的西部开发政策是西部地方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而东部的省权运动对西部地方主义无疑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一切加上19世纪末普遍性的经济危机，都为西部各种不满情绪的爆发准备了温床。

Answer 2

你真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