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七世纪末期就兴起了代表市民阶层的“町人文化”，艺伎也在这个日本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悄然诞生。
町人主要是商人，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依附于武士，在商品流通领域为武士服务，拿取手续费。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是一致的。武士贱视商人，商人处于四民之末。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经济势力凌驾于武士之上。这样，双方的经济地位颠倒过来了。商人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处于无权地位，身份也仍然为四民之末，但在经济上却有致武士于死命的威力。武士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经济上不得不对商人卑躬屈膝，拜倒在其脚下。商人和武士各自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已经不相适应，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给幕藩体制身份等级制度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
德川时代的商人有一个演化过程。幕府创立初期，主要是御用豪商。他们同幕藩权力密切结合，与领主融合为一体。如茶屋四郎次郎、后藤庄三郎等，任家康的亲信顾问，掌握幕府的交通运输、矿山开发、货币铸造和
外国贸易。御用豪商的经营是综合性的，未有明确分工，如为领主采购、运输物资、筹集经费、包收年贡、从事朱印船贸易等。他们的贸易量很大，手续费也很多，因此获得巨利。但是随着
锁国和朱印船贸易的终止，以及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分工，这些包罗万象的御用豪商到元禄时期相继没落。
接着出现的是
大坂和江户的特权问屋商人。他们是适应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商业的广泛开展而生的，到元禄和享保时期已成一股巨大的势力，对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很大影响。举江户
三井为例：
三井原在伊势松坂地区经商，以对大名、武士
放高利贷和买卖米谷为主。1673年到江户开吴服店，，采取批发和零售相结合的经营方法。批发买卖利润小，但交易量大，薄利多销，大赚其财。开店零售，现金交易便于资金周转，是对经营方法的一大改革。以前，商人历访顾主（武士），采取定货方法，或商人拿样品到顾主处兜售，以后付钱。这种方法不利于资金周转。因为生财有道，发展迅速，10年内在江户连开三个商业店铺和一个“两替店”。据说雇佣伙计一千人，一天生意一千两。另外还在大坂、
京都开设店铺。元禄时与幕府结合，当幕府的金银“为替御用达”（金银汇兑承办商）。
最后在18世纪后半期19世纪前半期，随着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农村商人。他们与资本主义萌芽有联系，在性质上与特权“问屋商人”不同，是瓦解反幕藩体制的力量。
町人不再受鄙视，生活也大大提高，大商人的生活甚至超过大名。大坂淀屋住宅有红漆走廊，玻璃屋顶；礼仪也仿武家，女儿称小姐，妻子称太太；被称为“僭上无礼”。
商人聚集财富之巨，社会地位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向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元禄、享保后，是商人左右
封建社会经济的时代。在文化水平上町人的水平也超过了武士。
商人势力之伸长，不仅吞食了领主阶级从直接生产者剥削来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动摇了武士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且改变了社会风气，由贵谷贱金变成贵金贱谷，腐蚀着武士阶级。
山片蟠桃《梦の代》：若有金银，遂致家富，
愚者变智，不肖之徒也成贤者，恶人也成善人；若无金银，遂致家贫，智者变愚，贤者也成不肖之徒，善人也成恶人。终于，依此兴废继绝，生死盛衰，皆以有无金银为凭。上自公侯，下至士农工商，皆以金银为保身命之第一宝物也。”
因此，幕藩领主不允许商人势力无限制的膨胀，为此不断采取措施打击、压制商人势力。如幕府下令弃捐，大名武士赖债，甚至用暴力对付町人。町人对幕藩领主有一定抵抗，例如不服从幕府的统制，加强同业团结，对赖债大名武士一致拒绝提供贷款，甚至雇佣浪人游民与武士对抗（雇佣金，50、100、200不等，相当于300石、500石武士之收入）。
但总的来看，町人并未与幕藩体制深刻对立而形成为一支反幕府的力量。他们沉溺于太平时世的奢侈生活中，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天灾饥荒、百姓起义、贫民捣毁斗争，他们不闻不问。开国后，陷于民族危机，全民族激动，他们无动于衷。当将军上洛受命攘夷时，他们在一旁讥笑。在倒幕斗争中，町人直到最后，中立旁观，避免加入政治的漩涡。
町人文化的明显形式还是浮世（享乐世界）的产物。它是由供人娱乐的女性、三味线（即三弦）的音乐、民间故事、新戏剧和木版画组合而成的。其中以艺伎为最重要，因为她们既是城市娱乐的中心，也是日本社会传统的特殊产物。作为供人娱乐的职业女性，德川时代的艺者（艺指的是表演艺术）是由高级妓女和舞女发展而来的，它们形成了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德川时代，她们才成为新的、更广泛的城市人口能拥有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家庭生活无论是武士的或是寻常人的，都没有自由娱乐。这种社会里没有集会、舞会、宴会等男女混合的社交活动，家庭安排的婚姻又没有两性恋爱的机会，职业的、供人娱乐的女性就有重要的功能了。艺伎和她提供的环境就提供了妓院以外的、唯一的男女交往的机会。
町人的特点是：
第一，御用町人、御用商人。他们是寄生与武士而发展起来的。尤其江户商人直接以武士为对象，寄生于武家，强烈依赖幕藩财政。大坂商人虽然与江户商人有所不同，不象江户商人那样依赖领主财政，是这个时代比较独立自由的发展的真正的商人，但也依存于武家的年
贡米和国产品，依存领主经济。他们不象初期豪商（朱印船贸易家）那样有冒险创新精神。
第二，本身封建性很强。大商家内部组织属于封建性的主从谱代关系，如有丁稚（学徒）、小僧（小伙计）、手代（伙计）、番头（掌柜）、别家（分家）、亲类等身份区别。大坂商人也是一样。他们同豪农、手工工场主和雇佣工人性质不同，在他们身上体现不出新的
生产方式来。
第三，特殊的人生观。
江户时代的商人是在太平盛世时代发迹的，但身份低，随时有可能被领主一纸命令剥夺财产（例如，元禄至宝永年间，江户的石川忠兵卫、京都的中村内藏介、大坂的淀屋辰五郎等豪商，因奢侈被责问，被没收家财，并问“欠所”等罪），他们不象武士那样受封建道德的约束，因此养成了町人特殊的人生观。
町人人生观的核心就是金钱和享乐。“金银才是町人的姓氏系谱。”，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创立家业，45岁以后极尽游乐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口号是“不花越宵之金”。他们的生活贯彻了
享乐主义、官能主义和颓废主义。
衣：服饰集时代之精华。食：简单的饭食月金100两，而一个500石的武士的年生活费也不到100两。至于喜庆宴会，更是奢侈。三井举行求财仪式|“
蛭子讲”，仅作汤的鸭，就花费100两。住：纪国屋占地一条街，仅换草席之佣人，每天7名。
挥金如土之事不胜枚举，例如：隅田川乘凉，饮过酒的泥金漆杯弃之流水而不要；京都町人丝屋十右卫门用银300贯目买茶具；用金子赌钱等。
他们的时间消磨在游乐上面，看戏（
歌舞伎、净琉璃），看小说（好色物），
茶道。特别是自称“大通”，出入于花街柳巷，一夜千金也在所不惜。时之私娼压倒吉原。纵情享受，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尤其是出入游里，反映了町人极度矛盾的心理，想从这里寻求逃避的场所。
第四，町人文化的狭隘性。町人文化代表了江户时代的文化。町人文化与封建道德相比，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是对封建儒学传统的挑战，有进步的一面。但是这种文化贯彻了町人一刹那的享乐主义、露骨的官能主义，向着颓废方向发展。即使文学作品中有讽刺时政的，也都是不平不满、反感积累的反映，而不是反抗性的表现，而且十分软弱，经不起统治者的压迫，就转向了顺应统治者的方向。町人文化教养超过武士，但他们的文化教养是与游里密切结合的，是在游里生活中培养出来的文化教养。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极为狭隘??，不能产生冲破封建主义的东西。日本学者奈良本辰也说：富裕町人不单为快乐乱花金钱，还想学到更高的品味，以与武士社会相对抗，从而创造出一种
耽美主义。这与元禄文化中的散发美不同，而是受限定的美，反映了封建伦理的破绽。
总而言之，町人虽然有“天下町人”的气概，有不把武士视为“武士”的意识，表面上“向公门鞠躬，心内实则气吞千乘，奴隶农工”，但未引起对封建社会结构不满，未起反抗意识，无改变身份阶级秩序和突破町人处境之意志，不能建立自己的时代。因此在政治上表现为消极旁观，甚至不闻不问而一味享乐。町人的性质决定它难成为革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