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何为爱，教生死？”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让很多人至今难忘。这首美丽的诗是元末元初伟大的山西诗人元好问写的。但与“一个风流才子对春天充满憧憬”不同的是，写出如此动人诗句的元好问，却从未有过世代相传的缠绵悱恻。他一生的热爱对象是诗歌和历史。他虽然生于晋末元初的乱世，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成为“诗史大家”。
但是科举的门槛。
元好问是北魏拓跋家的后裔。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时，改姓袁。在元好问的祖先中，最著名的是唐代诗人元结。他的父亲袁德明在诗歌方面同样才华横溢。不幸的是，他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心灰意冷之时，他寄情山水，以诗酒自娱。袁浩文7个月大时被他的叔叔葛源收养。
4岁，元好问开始读书，7岁能写诗。太原名将王汤臣见到他后惊呼为神童。14岁时，袁浩请灵川大学者郝天廷为师。出师第二年，在灵川西溪参加宴会，即兴作了一首五言诗，引起轰动。有人形容“当时王跪着，五言诗大行其道”，将他与东晋名士王相提并论。他的哥哥袁顾浩很欣赏弟弟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他曾写过一首诗：“一只莺躲在树的深处，但没有诗人是画不出来的。我弟无好言，惭愧，大门口自降身份。”
金章宗太和五年，十六岁的元好问到并州参加科举考试。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捕雁人。捕雁人说，他设下一张网去抓一只大雁，打死了，另一只从网里逃了出来，但它看到同伴的死，并没有飞走。而是在天空中盘旋呻吟，然后被扔到地上死了。元好问对此很感动，就买下了这两只鹅，埋在汾河岸边。他们用石头做了标记，被称为“秋艳”。他写下了一生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摸鱼儿雁丘词》，其中说：“问世间情为何物，教你生死相许？远飞四方，老翅几经寒热。开心，苦涩的离别，更疯狂的孩子。你应该说话。万里云，千山雪，你是谁的？”
18岁时，元好问与张结婚。他的妻子也出身书香门第，温柔贤惠。虽然他喜欢喝酒和写诗，但他从来没有去过秦楼储君，婚后他也没有制造任何流言蜚语。
元好问才华出众，却过不了科举的门槛。他第一次考试不及格。老师郝天廷安慰他说：“我就是不想让你当老师。只是考试而已，也没什么好处。”这位老教师一直主张教育不要以科举为目标，所以元好问落榜也就不足为奇了。20岁时，元好问写出了《箕山》《琴台》等诗歌。当时文坛领袖、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看后非常欣赏，称赞“自少陵以来再无此作”，于是袁浩文一时成名，被称为“袁才子”。
忽必烈汗被称为“儒学大师”
晋爱宗三年，元好问任河南镇平县令，一年后调任内乡县令。在他的倡导下，原本因天灾人祸、兵荒马乱而萧条的农村，逐渐呈现出一派田园葱郁、农耕繁盛的景象。后来，他当了南阳县令，当时有一场旱灾。他竭尽全力写了一封信，争取到了三年的减免税政策，这就是e
第一件事是“崔事件”。天兴元年，蒙古军队包围汴京，金爱宗以“亲征”为名逃离首都。次年，元帅崔莉发动政变，在开城投降，并自封为郑王。事后，崔认为此举阻止了蒙古人的大屠杀，拯救了全城，命元好问为他题写并竖立了“功德碑”。元好问知道涉及重大事件，就交给国子监高徒刘启。刘启没办法，只好起草了初稿，然后交给袁浩文审议修改。
在儒家文化中，文人最讲究的是气节，元好问为叛逆者立碑，引起世人的非议。当然，也有学者为他辩解，说他是被逼无奈，是否构成节操问题，要看他在碑文中是否对崔有所贡献。袁浩文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没有太多可指责的。他只是直截了当地讲故事，敷衍了事地写，并不为崔立达这个汉奸歌功颂德。
第二次争议是汴京城破后，元好问上书蒙古大臣卢野出彩，列出了、等54位晋朝儒生，请他任用。此举着实令人震惊，各种责难纷至沓来。
其实向新朝廷推荐人才，并不代表元好问人品有问题。他立下了一个志向，死后绝不做官。但在元好问看来，人才是难得的，要珍惜和保护。应该说他是有远见的。在他推荐的这些人中，有15人在《元史》留下了记录。他们在继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正是得益于他的教养和教导。
白朴的父亲柏华和元好问是结拜兄弟。蒙古军入侵汴京时，年仅8岁的白蒲与父母失散。危难之际，元好问收养了白蒲的姐姐和哥哥。而同为亡国大臣的元好问，被贬到山东，日子过得特别苦。但他把白蒲的姐姐和哥哥当成自己的，不离不弃。北上途中，白蒲因伤寒昏迷不醒。袁浩文没日没夜的把他抱在怀里。也许这是上帝的祝福。第六天，小白蒲居然在袁浩文怀里出汗了。袁浩文喜出望外。他每天都教他认真读书修炼。白朴12岁时，元好问把他的姐姐和哥哥送回了柏华。柏华很感激，写了一首诗感谢他：“虽然我真的成了流浪狗，但赖军曾经照顾过我的儿子。”从此以后，袁浩文每次去白宫，都要指导白朴的治学。他还写诗鼓励他说：“白元家老，诸子独立于你。”可以说，元好问在白朴的艺术成就上下了很大功夫。
元好问做的第三件有争议的事是，元宪宗二年，他以63岁的高龄北上见忽必烈，并封他为“儒学大师”。忽必烈大吃一惊，欣然接受。元好问趁机提出了免除儒生家庭军职等建议。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同意。
有人说元好问是在拍忽必烈的马屁，但他的要求显然反映了他的真实动机：一是蒙古人不尊儒术，宣扬“八妓九儒十丐”。儒生不如妓女。元好问给忽必烈打上“儒学大师”的烙印，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指导游牧民族的统帅“以儒治国”。二是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变化。有一次，亡国之后，元好问内心很痛苦。但在元朝建立的二三十年间，他看到了忽必烈让百姓安居乐业，消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老新疆的丰功伟绩。他也从心里感到钦佩。他在诗中说：“云南山高，汉家弦响如雷。除了九州，九州更美丽
金朝的覆灭，元朝的建立，势不可挡。元好问不仅仅是一个忠于一家一姓的刻板儒生。他最关心的是“国家可以灭亡，但历史不能毁灭”。他感慨道，“可是十年仇恨，时事无人知。”因此，他决定为后人保留一部晋代史。然而，生活在未知的动荡之中是多么的艰难啊！
汴京被围时，元好问向丞相建议，把国家的历史用小字抄下来，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一马带走。我觉得丞相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城外战马嘶鸣，根本没有时间去做。
兴二年，元好问被蒙古人掌管聊城时，开始记载金朝历史。他一方面回忆前人和朋友的诗词，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另一方面，他为人们题写碑文，通过描写人们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当时的社会变迁。
元太宗十一年，已经半个世纪的元好问重获自由，回到家乡忻州。他的喜悦难以言表。他在诗中写道，“乞求一种田园生活，会让你更涉入红尘？忧六月，河堤上，刘高凉风眠！”当然，回家还有更大的使命。“建在家里，写在上面，因为叫‘野史’。”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野史馆”。是元好问储存信息，书写历史的地方。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收集材料。他仔细收集了金朝统治者和大臣们留下的所有言论和事迹。听到的每一点，他都用小纸条记录下来，有100多万字。
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元好问终于完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几部巨著。是一部金代诗集，收录诗歌2116首，旨在“以诗记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诗史断代的新体例。后来，元朝宰相脱脱主持编纂了《中州集》本，这些元好问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是二十四史公认的佼佼者，元好问功不可没。
虽然元好问在史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最引以为傲的还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指示后人只在墓碑上刻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
元好问的诗歌理论相当精深。28岁就写出了不朽的评论集《金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
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以《悼亡诗》奠定了自己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他曾非常自信地说：“诗狂，他人笑山，饭不妨讽杜甫。”
这些诗写于金朝灭亡前后。山河破碎，流离之痛，内心之忧浸透在他的诗中，具有史诗意义。比如《金史》年，元好问描述，“白骨如乱。几年后，桑叶变成了龙沙。我只知道河里全是活物，只有几间破房子，还有烟。”这些用鲜血写成的，饱含悲伤的文字，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个高潮。
元宪宗七年，元好问卒于获鹿寓所，享年68岁。清代学者赵翼有诗《诗论三十首》，概括了元好问的一生：“读盛衰，两朝文学必衰。没有一个官员伤害过苏洲，有一段深深的悲伤和失去楚弓的历史。殿中幽兰是悲夜火，京师树在秋风中泣。可惜国家的诗人是幸运的，容易给他们沧桑。”时世不幸，元好问有成就，沧桑尽去，诗人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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