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请假耻辱”，就是一想到要请假就焦虑、愧疚，导致不敢请假。其实，所谓“请假耻辱”，是一种权利短板。要打消人们的“请假耻辱”，绝不能只靠打工人自己的心理调适，关键还是法律保障的完善和企业文化的转变。
一、企业利益导向
首先，一些企业和企业主的利益导向是“请假耻辱”观念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些企业看来，员工请假会导致工作生产效率的下降，影响企业的利益，因此他们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鼓励员工不轻易请假，以保证企业的顺利运转。这些措施包括：将请假当作“恶习”、“懒散”、“无责任心”等形容词来贬低员工的形象，甚至会降低员工的考核评级、罚款、取消奖励等方式来惩罚员工。
二、法律制度不完善
其次，中国劳动法律制度中存在不完善之处，这也是“请假耻辱”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现行的劳动法中，并没有对员工的请假权利做出明确规定，而是以“年假”、“病假”、“事假”等形式给予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有时会以各种理由限制员工的请假权利，甚至违规拒绝员工的请假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权益就受到了侵害，也容易导致“请假耻辱”的出现。
三、文化心态问题
此外，中国的文化心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请假耻辱”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中，工作和生活被看作是一体的，而且劳动者对工作的投入和奉献被视为一种价值观。因此，许多劳动者会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企业的利益做出更多的贡献，这种观念会导致他们认为请假会影响工作效率，从而抵触请假。
四、劳动力供给过剩
最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也是“请假耻辱”现象的一个原因。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求职者为了能够获得心仪的职位，往往会在面试中承诺不轻易请假，甚至愿意加班加点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也会借机提高对员工的要求，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请假耻辱”现象对员工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企业主过分强调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员工的请假权利受到了限制，对员工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其次，这种观念也削弱了劳动者的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使得劳动者的权利被漠视，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这种“请假耻辱”的文化也将阻碍企业的发展，因为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积极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解决“请假耻辱”现象，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首先，政府应加强劳动法律制度的建设，确立员工的请假权利，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其次，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员工的请假权利给予足够的保障，并加强员工的权益保护。最后，社会应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宣传教育，鼓励员工合理利用请假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
首先，我们应当明晰的是，请假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合理选择。在生活节奏加快和职场“内卷化”加重的今天，劳动者群体承担着比以往更多更复杂的责任和压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也难免会因为身体不适、家庭事由等各种原因不得不向所在单位或公司请假以处理紧急事务，由此来平衡调整个人生活与工作任务之间的关系。同时，必要的请假，可以帮助我们依据自身状况调节体力和精力，在短暂的休整后，我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后续的工作生活中去。因此，请假是对劳动者个体的尊重，更是对职工的一种负责，我们有必要对其正确看待和审视。
但在某些职场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请假耻辱”的思想——请假被认为是一种懒惰和逃避责任的表现，长期以来形成了无人点破的潜规则和人尽皆知的“共识”。处于弱势地位的“打工人”往往碍于领导和同事的态度，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选择忍气吞声，默默遵从这一不成文的“通行做法”。但必须明白的是，这样的糟粕文化，其实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潜规则传播，劳动者越无声，他们便越嚣张。作为职工的我们，应当从自我做起，自觉在内心深处建立起一道抵制此种心态的“防护墙”——本就属于正当权益的请假行为，为什么要感到耻辱？又凭什么唯唯诺诺？而破除畸形的“请假耻辱观”，给予请假更多的“心理便利”，成为了一个良性职场社会的“检测剂”，也亟待提上改风换面的日程。
除了职工本身要破除“请假耻辱观”，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一正当权利回归本位。请假是指员工因私事或病假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而雇主或管理者应该批准其离开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因而，请假在法律框架中得到保障和规范，而在实际落实当中，也应确保员工的权益得到合理保护。对此，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细则政策来规范请假权利的行使，督促企业单位保障落实；公司也需健全内部请假的申请流程和审批标准，鼓励和支持员工正当行使自身权利，确保请假权的行使不受滥用和歧视。
我们需要倡导一个健康的职场环境，这不仅能让劳动者充分享受请假的权利，让健康的“请假观”如星火燎原般蔚然成风，更能让劳动者有更好的体力和精力投入工作，从而使得社会的运作效率得到更大程度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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