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诗坛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山它的繁荣，这就是派别竞起，诗论争立。
清初，王士禛(1634～1711)首倡“神韵说”，以反禾农艳而倡澄淡为宗。但他在力图纠正专学盛唐的肤廓、晚唐的缛丽和宋人的议论、学问偏向的同时，又过分强调“色相俱空，无迹可求”，“不着一宁，尽得风流”，故而往往流为空虚疏淡，进而脱离现实。这也标志了清初诗风从重现实到重形式的转变。清巾先有沈德潜(1633～1669)标榜“格调说”。他认为诗歌创作应当“一归于温柔敦厚”与“中正和平”，这实际上适应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台阁体”的老调。稍后厉鹗(1692～1752)编著了《宋诗纪事》，标榜宋诗，把诗歌史上唐宋诗之争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又有袁枚(1716～1797)倡导“性灵说”，特别强调表现自我之“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这固然在理学和八股桎梏人心的时代有其积极意义，但无形中又滑入了另一种倾向之中。再后有翁方纲(1733～1818)提出的“肌理说”，强调作诗要讲义理学问，代表了乾嘉以来考据学派的倾向。这期间不立宗派的诗人有郑燮(号板桥，1693～1765)和赵翼(1724～1814)。郑板桥写了很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污吏的作品，并对神韵派、格调派的某些空疏之论表示不满。赵翼特别强调发展的观点，他的《论诗》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闪耀着催人进取求新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