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时期里评论“农民起义”历史论著里，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背叛”。一个社会下层人士，想通过造反谋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于是，历史学家往往称这位造反领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农民起义；如果他造反成功了，从社会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逻辑，这应该是革命到底了吧？不，这也不被历史学家们称许。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见《朱元璋传》），许多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他们的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与吴晗略有差异。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
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
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
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
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
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
（《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
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多么可悲！走笔至此，我对吴晗先生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责备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了被迫害而死的结局）。
吴晗先生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作者陈梧桐，见《明清人物论集》），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然这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很难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检验，例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得益，而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愿意过正常生活的人们都得益，怎么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欢迎”呢？难道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希望兵来之后乱杀乱枪乱烧吗？至于两手空空的人们怎么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决的问题，例如无主土地谁种则收入归谁所有等。至于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谁夺权？不是“地主富豪”，他们手中也没有什么权。那些汉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迫。朱元璋要从蒙古统治者的手中夺权，自然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
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来评论和解读历史，上述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对流行了几十年的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做些讨论还是不无意义的。
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他们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向往“变泰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有着明确理想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因为人们不可能背叛本来不存在的目标。
第二，当造反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加盟入伙，他们成为造反军的“谋主”。这时造反者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在这些“谋主”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础。
第三，无论是盲目的第一阶段，还是有了政治目标第二阶段，造反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领导集团和全体造反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某些阶层或群体利益吻合，那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别要作这些阶层或群体的代表。当阶级意识没有进化到自觉阶段时，不存在谁有意识地代表哪个群体利益的问题。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造反者不断地变换口号和主张，但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说游民非常短视，特别重视眼前利益（为了生存，他们不可能考虑更远的东西，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是为史家们热衷表彰的农民也不会远离个人利益这个主题。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还会加以说明。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需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农民战争人为地中断了经济发展，持久的战争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严重破坏了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几百年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毁于一旦，新的朝代开始后又得从头开始，重建小农、重建宗法，经过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逐渐与前朝差不多了，这时前朝所有的问题又发生了，社会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于世。宗法解体，大量游民出现，有更多少地的、贫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先是改革，摆不平利益，不行；再搞变法，统治者认为让步太大，还是不行，于是，社会骚动，镇压，再镇压，终于有一天镇压不下去，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又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杀来杀去，杀到人人疲倦，出现一个能够统治天下的社会集团时，又开始了一个朝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统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旧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称，我们从来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农民战争促使了新人上台，但在封建制度的传承中起了修复作用。你说：它在历史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封建时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现和新主登基，解释作“奉天承运”“天命神受”。统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这些“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义也就在此。这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解释，它通俗易懂，易于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仅接受而且十分羡慕，并把这些编成故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听众从他人的“发迹变泰”中获得一点精神上愉悦，在社会动乱中，“洪武爷”马上会成为效法对象，在改朝换代中起到推动作用。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连阿Q也在幻想着为朱洪武裔孙崇祯帝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们还要拉着阿Q一起去“他妈妈的反”呢！两千年的老旧中国一直在“帝贼”交换中蹒跚而行。
3,淮右布衣
古代是很重视门阀的，直到近百年来仍然如此，四十年代末期北京著名“沈崇案”若不是是出自福建名门、是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裔孙女，哪会引起那样广泛的各界的愤怒，连许多上层人士也捐了进来。1957年毛主席嘱咐北京不要把梁思成划为右派，后来就此事又问过北京领导，回答说，没划。毛主席满意地说：“这就对了，梁任公的后代嘛！”这些都是门第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也许当事人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也为自己的出身发愁，有的文人暗示朱元璋应该与朱夫子接上关系。一次他接见一位朱姓县教谕，问他是否是朱熹的后代，教谕回答说自己虽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这对朱元璋刺激很大，心想连个小小的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天子，于是打消以前的想法，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更爱称“淮右布衣”。“布衣”这个词虽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但是这个词涂有平民百姓的一种骄傲感。然而布衣原始意义是指没有官职的士人。《晋书·诸葛长民传》自称愿为“丹徒布衣”。唐代是士人极活跃的时期，许多士人以布衣自负，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林庚先生五十年代用“布衣感”分析唐代士人积极进取精神，受到批判），徐夤的“布衣空手取中原”，戴叔伦的“万里江南一布衣”都给人展示了“布衣”不平凡的一面。所以朱元璋称自己是“淮右布衣”不能说错，但至少模糊了他这个根本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教养的游民与以担荷传统文化自命士人的界限。
朱元璋诞生的时候其父是位十分贫困的农民，老父连个象样的名字也没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从盱眙到濠州，迁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属江苏）朱家巷。可见朱元璋的父祖辈就已经脱离了当时的主流社会、即宗法网络了，然而尚未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这种游民才有更丰富的阅历），因为他们只是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皆病饿而死，一家陷入了没吃没喝、没有钱埋葬逝去亲人的困境。他亲自撰写（最初命文臣危素撰写，危素的文章，词藻有余，情感不足，于是朱元璋写下这段血泪淋漓的文字）的《皇陵碑》痛陈这段苦难的经历：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
，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
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
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
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
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
（《全明文》卷12）
父母、兄长死了，没有棺椁，没有葬地，嫂子携侄而去，旱灾、蝗灾联翩而至，兄弟之间，水也帮不了谁，只能各自逃生。从这段自述中可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难，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养成了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求发展。朱元璋自就小为地主放牛，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勇于任事，敢作敢当。另外，他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南宋末年当过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的亲兵，宋灭亡后，以作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为生。这种独特经历和思想意识直接或间接也会对朱元璋产生影响。因此，当生活把朱元璋推上游民（当游方和尚）生活路途时，他除了感到凄凉悲哀外，没有表现出特别慌遽。这显然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与家庭影响密切相关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
，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
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
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同上）
在大灾之年，都是先顾自己，寺庙也不能依照佛法的规定，为游方和尚提供食宿了，而且采取的是“封仓”办法，十分绝情。作为“百无所长”的朱元璋，此时除了参加游民组织，依靠组织谋生、似乎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吴晗先生也如此估计，说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朱元璋传·游方僧》）。当然这里“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云云，都是新名词。他接受除了弥勒教教义外，无非是受到一些游民观念熏陶，例如组织起来要保守机密、弟兄之间平等，要轻财重义等等。但更重要的吴晗没有说，也就是朱元璋养成了游民性格。也许他不懂得这一点，游民性格对于造反者的重要。宗法农民是眼界狭小的，他们看到如过去北方农民所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视野不出本乡本土。而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游荡中走遍淮西的通都大邑，积累闯荡江湖的经验。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讲过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还有个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但这与朱元璋无关），它是个冷冰冰的社会存在，它没有宗法社会中那些温情，这里是体力、智力、武力竞争之所在。因此在江湖上，他锻炼了体力，开发了智力，逐渐磨去了宗法人的温情，增添的是江湖人的冷酷。三载云游归来、朱元璋已经是有经验的江湖人了，他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老实巴交的宗法农民了，他内心潜伏着一种主动进击精神，只要有适合的契机，就可能冲破一切束缚，向猛虎下山一样咆哮起来。在民怨沸腾和造反运动此起彼伏的淮河两岸，朱元璋决不会自甘寂寞的。当然，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大胆地迈出这关键一步的也还需要勇气和决断。
把想法变成现实还有两条导火线，一是汤和劝他入伙来信被人发觉，而且要去揭发，“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另一条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被元兵烧毁，没法再住下去了，成为一个没有收入、又没有住所的游民。可见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求生欲望，并非是对前途发展的幻想才鼓励他去冒险。古代社会，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缺少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理性的自觉。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不顾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中国人有可能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诉诸于感情的，特别鼓动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内容的。中国人是个注重实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往往是游民，在我们这个重视实际利益、忽视信仰的民族里，游民则更是看重短浅的眼前实利。他们与老实巴交、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一样（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重大的选择面前会反复掂量的。朱元璋有《纪梦》一文，其中写到至正壬辰（1352）民间武装力量攻陷了濠州，经常四处掳掠，荡尽民财；元统治者派兵镇压，他们声言攻城，但逡巡不进，以杀良民冒功。此时汤和已经来信，到底入濠州、保持现状、还是远走高飞？但他向神乞求指示时,只默祷了后两项。要是同意他远走高飞，则所掷之筊出现两阳。如果神支持他保持现状则出现一阴一阳。可是出现的却是双阴，他心想这是神指示我进濠州参加叛乱，但还是不想走这条道，无奈屡掷屡阴。最后他横下一条心祷念说：“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筊阴之！”一掷果然双阴。当然这是他做了皇帝以后回忆自己参加义军的过程时不免要突出自己不想参加叛乱活动的一面，最后当了义军是奉天承运。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
，而张士诚、陈友亮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亮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
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
（《明史·太祖本纪第三》）
可见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斗争说成是因为信仰弥勒教（实际上，他即使参加了弥勒教也是利用弥勒教），并进一步把这种本来不存在的信仰说成是朱元璋从事反元斗争的思想基础，这只是一厢情愿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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