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9-10
睬这样也是很好，真的475298364
新体育事业的初期全面改造学校体育 1.对旧中国学校体育和西方体育的批判 旧中国的学校体育体制是本世纪初仿照日本“军国民体育”建立起来的，内容主要是兵式体操。五四运动以后，美国的“自然体育”逐渐在我国学校中占统治地位。虽然当时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曾颁布过许多体育教育方面的规章制度，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体育教学的规范和统一。有体育专家把旧时代的学校体育形容为“无头无尾的教学”，所谓无头，就是各年级的体育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目标，各年级的体育有什么不同之处等，均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所谓无尾，就是每年教学以后，学生究竟从体育课程中得到什么益处，很少见有具体的证明，所给的体育分数究竟代表什么、有什么意义，是极其含糊的（苏竞存：《对于中小学体育改造的几点意见》，《新体育》1950年第1期，第16页）。对欧美学校体育采取了批判态度。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对美国学校体育的否定。《新体育》发表短评提出：要“彻底认清美帝，消除盲目崇拜美国体育的错误思想，肃清反动堕落的美国体育道德作风对中国的残余影响”（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新体育》1950年第6期）。体育学术界出现了对美国体育，特别是对美国学校体育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有文章批判说：在美国，“学校的体育教育是以培养个人的自私自利为目的，一切的学习与研究都是为了发展个人的名誉地位与攫取金元，一切问题的考虑都是唯我是从。现在美国学校体育已经将原子弹与战争的宣传与训练列为正课的一部分”（马启伟：《我对美国体育的认识》，《新体育》1950年第6期，第10页）。也有文章批判时说：“在美国虽然也把体育活动说成是一种教育的方式，但是它不是教育广大人民锻炼健康的身体，而是教育少数的运动选手与体育商人如何的去赚钱、去做生意。大资本家们利用体育活动麻醉人民，企图使得人民脱离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政治斗争，永远做他们的奴隶。”（管玉珊：《我认识了美国体育》，《新体育》1951年第7期，第15页）“我们鄙视 美式体育，因为它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摧残青年与侵略人民的工具，是资本家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与摇钱树。”（黄启宇：《我看到的美国体育》，《新体育》1951年第8期，第17页），这种批判和否定，有助于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新的学校体育，有利于向主智主义（主智主义是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学说，我国50年代从苏联引进。其主要特点是认为教育过程应以知识传授和智能教育为主，主张在教学活动中以教师、教材、教学为中心。主智主义体育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体育和体育教学的规范化，对于我国体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教育的转变。但由此而完全排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我国体育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批判旧学校体育的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应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建立起新的中小学体育教学的主要骨架”。其基本构思是，首先是明确新中国学校体育的任务，要分析体育课程在学校中所能完成的特殊任务和公共任务，明确具体地列出来。并确定每一任务所包含的事项，再按每一事项的重要性和各年龄学生的需要，分配完成该任务所需要的教学时间。其次是根据那些明确的具体任务，选择能达到该项任务完成的各种教材。最后要进行是否完成教学任务的考核工作。考核不是一个抽象的分数，而应是每个学生一张详细的事实报告，包括生长发育情况，疾病与缺陷，内脏机能情况，基本运动能力，集体习惯与行为，体育和卫生的常识与习惯，娱乐运动技能，以及国防需要的基本技能等各方面。而且还应有该生与其他同学的比较、进步情况、有何优缺点、应当怎样注意等内容，使每个学生对自己确有明确的了解（苏竞荐：《对于中小学体育改造的几点意见》，《新体育》1950年第1期，第16页）。 2.建设新学校体育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建立之初，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许多学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或不能就业（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新体育》1950年第6期）。加强学校体育，使更多的学生重视并积极锻炼身体，就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首要任务。1950年和1951年，毛主席先后两次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5届代表大会决议提出：要“积极开展学校中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改进全国同学的健康状况，要使每一个同学都具有强健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1951年8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指出：“目前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颇为严重。许多学校由于功课过重，社团活动过多，加以伙食管理不尽得法，卫生工作注意不够，以致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应该指出：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乃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严肃注意这一问题，立即纠正忽视学生健康的思想和对学生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切实改善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状况。”《决定》中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二是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三是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四是注意体育娱乐活动；五是改善学生伙食管理办法；六是学校经费的支配，应适当地照顾保健工作的需要。《决定》中特别指出：“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为原则。”要求“活动方法应多种多样，以适应学生不同的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并防止锦标主义及运动过度损害健康的倾向”（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1951年8月）。 为了配合这些指示和决定的实施，《新体育》杂志还辟出专栏，开展了“怎样使学校同学每天运动坚持下去？”的讨论。人们认识到：学生运动不经常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同学们对体育认识不够，运动的时间没有保证，没有足够的场地与设备”等原因，也有“缺乏一定的组织与领导”等方面的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能够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去求得解决的问题”，而是要从多方面着手。讨论提高了广大师生对体育活动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制度化建设。 随着对毛泽东指示和政务院《决定》的贯彻实施，体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得到确立。在学习苏联学校体育和中小学的体育教学的课程结构、教材教法等基础上，开始了我国学校体育的规范化建设。 1951年开始试行的“劳卫制”(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新中国实行的第一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也是当时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劳卫制活动是从北京第四中学开始的。1951年新学期开始，北京四中的体育教师就提出了试行劳卫制的建议，教导处研究后决定根据本校条件慎重试行（龚北：《北京市第四中学试行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新体育》1951年第12期，第18页）。1951年暑假，青年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体育分会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北京市暑假体育锻炼标准》，由7000多名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500多个锻炼小组试行。经过一个多月有组织的锻炼，有1400多人分别达到各级锻炼标准，获得纪念奖章。北京市第四中学有95名学生获得了暑期体育锻炼优秀奖章。1951年冬季，又有北京、上海、天津制定并在学校中试行了《冬季体育锻炼标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及时地肯定总结了这些做法，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公布试行项目及标准，并在1952年安排了重点试行《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3.体育专业教育的整顿与恢复 建国初期的体育专业教育也是在旧体育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要求“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文件解释说：“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策汇编》，1949年5月5日）。建国初期对旧学校体育事业的接管，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政策进行的。当时被接管的旧体育教育专业主要有河北师范学院体育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南京大学体育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以及上海市体育专科学校等。 院系调整是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它最早开始于1949年年底，如当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0年6月1日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马叙伦首次明确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任务，即“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1年下半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的院系调整。特别是1952年，全国高校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方针指引下，又一次进行了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从此奠定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基本格局（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在院校调整中，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它由原南京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合并而成，并由政务院任命吴蕴瑞为首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