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八十年代的重演。
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向前看呵！文艺》一文。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称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广东文艺界就此展开讨论，并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说”，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问题的质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种争论相持不下，终于由于《“歌德”与“缺德”》一文(以下简称“歌文”)的发表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
这样的语气和观点，在当时批极“左”肃流毒，且“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必然要惹起争议。一段时间内，《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许多议论“歌文”观点的来稿，而且意见很不一致。于是，编辑部决定按照中宣部把文艺批评搞活的精神，借机开展一场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便在刊物第8期上选发了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一篇题目是《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另一篇题目是《也谈“歌德”与“缺德”——与李剑同志商榷》。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驳“歌文”。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阎纲的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19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