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0
5月21日，本刊以“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国策略”为题邀请国内专家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从中国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风险角度做出了分析。
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和全球化的趋势来看，近现代有3次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美国与依托农业大力发展工业的德国把握住机会崛起了，但在此期间大规模输出资本的英国，商品贸易由顺差变成逆差，衰落了：第二次浪潮是1950年到1973年，这次浪潮把握住机遇的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的加速创新与互联网的全球传播使这次全球化无论是在深度、广度还是速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这次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讲，其意义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句话，这也是中国国际问题的矛盾凸现期。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全球化目前已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在这个背景下，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探求的。
第一个问题，这一轮的全球化会以什么形式终结
难道这次全球化就是永动机，永远的开放、开放、开放下去?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是第一次世界战争，第二次全球化的终结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滞涨和两次石油危机。那么这一次呢?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IT泡沫的破灭，是否与此次全球化的终结有关系?这次经济危机何时结束?如果还没有结束，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要面临更大的全球失衡所导致的全球性大危机?进而使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军事和国际社会的框架发生改变?在这些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中，中国又会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否会在今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家，即便全球化的下一步走势酝酿着更大的风险。
回顾现代历史，二十世纪以前的世界第一大国是英国，第二是美国，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美英之间角色转换了。接下来的世界第一大国是美国，而第二大国是前苏联，僵持了45年的冷战，其结果是前苏联崩溃了。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国是日本，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停滞了20年。近10年来发展形势良好的欧洲目前又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这一连串的矛盾和全球化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G2结构被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中国如果真的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家，这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
全球化势不可挡，那么全球治理的最高点将成为全球争夺的重点。现在很多人讲G8、G20，还有金砖四国，这些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全球是否会形成一个南北共治的体系。针对全球化的趋势有一种批评，就是过去的全球化太强调自由化、便利化、过度开放和市场化，而对发展的主题和全球公正的保障系统忽略了。未来的全球化治理结构到底是单极的，还是多极的，亦或是各种多元的组合?这个问题如果国际社会解决不好的话，全球化的终结乃至全球化内部矛盾的爆发将很难避免。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内容已经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层次，过渡到金融和科技的自由化层次，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与此次金融危机是有关系的。此次金融危机还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全球化失灵，就像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一样。全球化的下一个趋势将是资讯和价值观的全球化，这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冲突。那么就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全球化看起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来越开放，但究竟是谁在管理全球化呢?危机爆发后，又是谁来承担调整的责任呢?
客观来讲，中国在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浪潮中，是一个受益者，过去30年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当中国进入到金融和科技全球化的层面时，就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国如何面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所受影响较小，还得益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开放。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化一定会更快的发展下去，中国金融市场和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将更紧密，如果这时发生一场金融危机就很可能让中国经济倒退十年、二十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下一步的全球化中新的经济优势是什么?中国在全球化中如何防范风险?这些都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全球失衡，让中国承担一半的调整责任是不公正的
2009年美国“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这场危机跟全球经济失衡是有关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美国和中国应该各占一半的。如果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球失衡，那么全球化目前的矛盾也是全球失衡，即1990年至今这场超长周期的失衡导致了此次危机。全球失衡指的是经常项目的失衡，经常项目的失衡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太大，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太大，各自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危机以来中国所创造的美国贸易逆差在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很快。该报告试图说明，由于中国出口太多，美国进口太多，中国储蓄太多，美国消费太多，导致了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
实则不然。表面上看，中国出口太多，顺差太大，中国2009年的顺差仍然以加工贸易顺差为主，加工贸易顺差占到中国顺差的135％(2009年我国总的贸易顺差1960.61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为2646.4亿美元)，而加工贸易本身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2009年美国某报告中指出，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的顺差，95％是加工贸易，其中9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简而言之，中国的顺差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造成顺差的主体是外资跨国公司。那么在全球化失衡中，让中国承担一半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果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不能合理分担，将会成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矛盾内部凸现的一个主要风险。
从本质上来讲，全球经济失衡其实是金融失衡。金融全球化、金融开放使得华尔街能够在全球动员各种金融资源，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美国国民负储蓄的同时却有用不完的过剩资本，要用次贷的金融方式消化过剩资本。为什么华尔街能这么做?为什么国际投行能这么做?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金融的监管和治理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问题。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角度来讲，一个同质的华尔街肯定不能对冲这种系统性风险。世界面临今后更深一步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何解决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下一步该如何走
面对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金融风险与可能出现的矛盾，中国最重要的是自主调整，这涉及到发展模式的调整，而发展模式在外经贸领域又涉及到外向型模式是否需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结构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外向型模式也就是以出口为导向和招商引资的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功德无量的，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外向型模式无论是在广东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还是整个国家，确实解决了，当时外汇和资本短缺对中国发展的制约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汇比金子还贵，资本严重稀缺，因此外向型模式对于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成功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转型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坎，中国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跨过了这个阻碍。所以，中国的外向型发展策略不仅引来了外资，解决了资本，也引入了市场经济经营模式，解决了市场因素的培育问题。结果显而易见，中国的出口结构从85年之前靠原油原木原煤换汇，至86年后出现了箱包、鞋帽、纺织、服装等加工贸易出口。第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软体方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开了中国13亿人的窍，使中国人的观念和管理模式方面发，丰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在广东还是最偏远的地方，中国人对市场和世界并不陌生。
但是外向型模式仍然需要调整，因为这种模式更适合小经济体的发展。如果是大国单一的采用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一味的引入外资、增加出口，那么大国之间的关系、大网与世界的关系会变得十分紧张。当中国发展了30年，物资积累和技术基础逐渐雄厚的时候，应当从前30年的外向型模式过渡到后30年的新战略。
新的战略应该是以内需为本的大国战略。内需为本的大国战略并小意味着只是扩大内需，在注重国内需求市场的同时，出口和招商引资依然重要。中国过渡到以内需为本的大国战略需要分四步走：
第一步，发展方式需要三个转变——需求转变，供应转变，产业结构转变。这三个转变，把国内统一为一个大市场，出口的每一单位都是国内大市场供应的增量，增量的价格只要在国内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就可以，不需要全球定价。也就是每出口一单位产品，对于国内的生产边际成本是递增的。这种转变会使中国由出口为主转向以内需为主。
第二步，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的构成上要由目前的最终产品转向零部件、中间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进口要转向能源、资源、技术和人才。
第三步，“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引进来”方面要更侧重创新技术与人才，“走出去”方面要创造商品、人民币、银行和服务协同走出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
第四步，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目标是用30年时间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好周边区域市场，主要有三个环路，即两岸四地经济融合、东盟10+1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二个环路将为中国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基础性保障，把营销区域化、制造区域化、创新区域化、物流区域化、人员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资本银行区域化、低碳区域化和产业区域化的网络和环境体系做实。
本次危机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营销的区域化，中国出口的营销体系、营销能力、营销网络的建设仍然比较薄弱。中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09年出口额是1.2万亿美元，2008年是1.5万亿美元，中国的出口营销体系却是全球跨国采购体系做的，即是说，跨国公司不把中国制造的产品卖到哪，哪里就见不到中国货。而中国可以自己卖到中亚、非洲、拉美的产品，却容易发生假冒伪劣问题。培育自主的营销能力，实质上是对中国的行业标准、管理体制和政府企业间的合作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除了要有三个环路保障，还需要两个纵向的合作框架来支撑。一个是对外金融资产储备战略与经济国际化战略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的周边区域化涉及到3.2万亿美元金融资产和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何合理的配置，其中包括金融资产和直接投资资产的组合，以及战略性资源和人才的组合，如何在区域化中探索出中国模式。另外一个支撑是人民币的区域化。这次危机惨重的教训体现出了目前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下地区的货币合作，尤其是人民币自主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开放和人民币汇率的机制改革。这同样是有风险的，如果中国将来资本项目变得更加开放，货币体系更富有弹性，那么下一次的金融动荡，和中国内部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会不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风险中呢?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双轨制，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内地经济体，还有一个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香港。双轨制在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发生作用，通过香港把好输入输出两个端口，做好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同时香港和内地要形成一个合作的监管体系，来提升内地的金融监管能力。
未来，全球化还是继续发展的趋势，但中国要面临的问题却更加严峻，如金融风险和全球失衡的世界局势，中国能否在风险中稳健的继续发展，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br></br>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