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湖造田，应以不破坏水系安全和环境生态为准则。如果滥围滥垦，将带来严重的危害。这方面，宋代的围湖造田留给后世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首先加剧了水旱灾害。太湖被围，造成“旱则……民田不占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故《宋史·食货志》说：“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鉴湖被围，“春水泛涨之时，民田无所用水，……至夏秋之间，雨或愆期，又无潴蓄之水为灌溉之利，于是两县(山阴、会稽)无处无水旱。”《宋史·食货志》说：“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致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政和以来，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当时，绍兴知府史浩说：“然则非水为害，民间不应以湖为田也。”一针见血道出了症结所在。其次，造成农田失收。绍兴九年(1139)周纲到明州调查广德湖被废后的情况说：“臣尝询之老农，以为湖水未废时，七乡民间，每亩收谷六七硕，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所失谷无虑五六十万硕。”蔡襄在《乞复五塘箚子》中说，自宝元(1038－1040)中先后废决五塘以后，“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得官势户三十余家”，从此，“沿海碱地(千余顷)只仰天雨，有种无收。”经济损失之大，难于数计。第三，导致国家失赋。陈橐在《夏盖湖议》中说：“建炎元年(1127)，湖田课租，除检放外，两年共纳五千四百余石，而民田缘失陂湖之利，无处不旱，两年计检放秋米二万二千五百余石。只上虞一县如此，以此论之，其得失岂不较然。”鉴湖的情况，亦复如此。徐次铎在《复镜湖议》中说：“夫湖田上供，岁不过五万余石，两县岁一水旱，其所损所放赈济劝分，殆不啻十万余石，其得失多寡，盖已相绝。”永丰圩修成以后，岁收“不过米二万余石，而四周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可见围湖造田，田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第四，加剧了社会矛盾。湖泊被围以后，争田、争水的矛盾不断发生，民事纠纷不断，广德湖被围，“无佃人民，词讼终无止息”，“争占斗讼愈见生事。”五塘被围，“旧日仰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蔡忠惠公集》)。木兰陂被围，“乡民至有争水而死者”。从而给社会增加了新的动荡不安的因素。此外，还有水生资源及交通运输遭到破坏等，可见宋代围湖造田，其利甚少，其弊甚多，这个历史教训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