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臣武将之分跟情商智商关系不大，古人对自身能力和环境关系的处理能力的理解，也不是因为文臣武将来体现的。
古代文臣武将之分
要说文臣武将之分，最早应该出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文东武西”了。
“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这是汉初，叔孙通所定的礼仪，文东武西的排列位次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因为，当时西汉刚成立，废除了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刘邦感觉君臣礼节不够严。叔孙通就自荐为刘邦制定朝仪。后来，东汉张衡在《南都赋》写道“尔其则有文臣武将，皆能攫戾执猛，破坚摧刚。”文臣武将一说就形成了。
文臣武将之分源于管理需要
其实在早期的官吏设置上，并没有明显的文武界限。
比如夏朝，在官吏建制看，王下面分“三正”和“六事之人”。
“三正”分为车正、牧正、庖正，从完善的角度看，车正负责车马，后演变为训练军队和执行法律，牧正管理牲畜，负责组织各种劳役，庖正管做饭的，后来演变为人事、行政。“六事之人”主要是有戎事的时候，代王统率军队出征的。
那时设置的比较简略，但主要跟统治需要来设置的。夏朝已具雏形，越往后发展越细致。比如《周礼》的六官，亦称“六卿”，而春秋的晋国的六卿设置则是军政一体，分别是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其中中军将为正卿，执政晋国，六卿掌管晋国军政大事。
古人对环境关系的处理能力
伍子胥
当时伍子胥辅佐吴王打败了楚昭王，然后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能力是不用说的，智商很高，但当时对权谋一事还不太注意，结果被太宰嚭进谗言，说攻伐齐国时反对，但吴王打齐国成功了，所以有些怨恨，如果与其他国家勾结，十分危险。
吴王对这事早就不放心，一听就信，逼伍子胥自杀了。
王翦
王翦也是一代名将，能力不必说，在统领秦国的倾国之兵——六十万大军，对楚国进行征伐时，曾三次向秦王嬴政要求封赏钱财。
这是看到嬴政把六十万大军交给他其实是担心谋反的，不如以退为进谋求田产，显示自己没有野心，灭楚以后，又马上交出兵权，这是对环境形势分析透彻，提前退出纷争。
古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商、智商一词，但在日常中，已经对一些道理、哲学领悟的非常透彻。
比如周朝的周公的“明德慎刑”，实行德政，以理和行动慑服殷人；春秋时的范蠡提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然后泛舟湖上逃脱一死；孔子的劝人守信，但面临被要挟，假意订立盟约，实际不遵守，因为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力。
情商智商和古人的思想
那从上面的例子看，是这些古人不够智商？不够情商？创造不出来吗？为何几千年的文字记载里，没有这两个词？不，我认为是这两词完全不能解决问题，不如古人思想来的细致，定义太广、又比较含糊。
比如在处理事情上，有伎俩、技巧、本事、花招、手段、手法、门径、办法、本领、要领、方法、措施、法子、手腕等等词语，虽然词义大致相通，但有细微差别。
再比如在决断事情上，有独断专行、优柔寡断、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当机立断等等，光是决断的进退之间，就分了好几种。
再再比如，都说国人善于变通，就是穷则变，变则通，要么以变应变，要么不变应万变，都是对事物规则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来选择的。
综上，文臣武将是根据统治需要逐步完善形成的界限。而情商智商与这关系不大，这是现代人们对个人归纳一些行为特征的概念。古人的思想精华不少，也远不是情商智商简单概括一下就可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