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区别：
一、创作背景不同
1、《蝉》
李世民夺位李渊后，虞世南任弘文馆学士，成为重臣，但从不傲慢，踏实勤奋，使得李世民对其称赞有加，深得赏识，于是常邀他参加一些典礼活动。一天，李世民起了雅兴，邀请弘文馆学士们共赏海池景色，谈诗论画，李世民询问大家是否有新的诗歌作品，虞世南便诵读出该诗。
2、《在狱咏蝉》
这首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当年，屈居下僚十多年而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则天，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
二、赏析不同
1、《蝉》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2、《在狱咏蝉》
这首诗前有一段序，而一些唐诗选本往往只录诗，对序则弃而不录。其实这段序文与诗是一有机整体，诗中比兴寓意，亦即自然之物与人格化身的契合，是以序文的铺叙直言为前提的。欲解二者契合之妙，不可不读这首诗的序。
三、原诗译文不同
1、《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译文：萧疏梧桐之上，蝉儿低饮清露，蝉声清脆响亮，回荡树林之间。
身居高枝之上，可以傲视群虫，不用借助秋风，传声依然遥远。
2、《在狱咏蝉》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
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 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 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
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 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译文：
囚禁我的牢房的西墙外，是受案听讼的公堂，那里有数株古槐树。虽然能看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与东晋殷仲文所见到的槐树一样；但听讼公堂在此，像周代召伯巡行在棠树下断案一般。每到傍晚太阳光倾斜，秋蝉鸣唱，发出轻幽的声息，凄切悲凉超过先前所闻。
难道是心情不同往昔，抑或是虫响比以前听到的更悲？唉呀，蝉声足以感动人，蝉的德行足以象征贤能。所以，它的清廉俭信，可说是禀承君子达人的崇高品德；它蜕皮之后，有羽化登上仙境的美妙身姿。
等待时令而来，遵循自然规律；适应季节变化，洞察隐居和活动的时机。有眼就瞪得大大的，不因道路昏暗而不明其视；有翼能高飞却自甘澹泊，不因世俗浑浊而改变自己本质。在高树上临风吟唱，那姿态声韵真是天赐之美，饮用深秋天宇下的露水，洁身自好深怕为人所知。
我的处境困忧，遭难被囚，即使不哀伤，也时时自怨，像树叶未曾凋零已经衰败。听到蝉鸣的声音，想到昭雪平反的奏章已经上报；但看到螳螂欲捕鸣蝉的影子，我又担心自身危险尚未解除。
触景生情，感受很深，写成一诗，赠送给各位知己。希望我的情景能应鸣蝉征兆，同情我像微小秋蝉般的飘零境遇，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怜悯我最后悲鸣的寂寞心情。这不算为正式文章，只不过聊以解忧而已。
深秋季节西墙外寒蝉不停地鸣唱，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
怎堪忍受正当玄鬓盛年的好时光，独自吟诵白头吟这么哀怨的诗行。
露重翅薄欲飞不能世态多么炎凉，风多风大声响易沉难保自身芬芳。
无人知道我像秋蝉般的清廉高洁，有谁能为我表白冰晶玉洁的心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在狱咏蝉
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不同点：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
附：托物言志 各臻奇妙——读唐人咏蝉三绝
唐代虞世南有《蝉》、骆宾王有《在狱咏蝉》、李商隐也有《蝉》诗。
这三首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三首诗所表现的感情、蕴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艺术、个性特征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无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称之为唐人咏蝉三绝。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
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蝉声之所以远扬，一般人都认为是藉秋风传送之故。虞氏强调的则是蝉的生性高洁，是“居高声自远”的结果。正如修养完美的人，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清廉纯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风度和高雅脱俗的气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是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触犯武则天而被诬陷入狱，在狱中闻蝉声有感而作。诗人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愤的分量。“谁为表予心”，有谁来为我表明一个清白之心呢？卒章显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为自己洗清冤狱。这绝望中的呐喊，愤懑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苍凉而悲壮，有极强的感染力。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
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层言外之意。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秋蝉。
纵观三首咏蝉诗，他们都在咏蝉，但都不单纯是咏蝉，而是借咏蝉来寄寓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咏物仅仅是借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们说，单纯的咏物，仅停留于物体外部的表面上，尽管这种描绘有时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内心深处的感情内涵，所咏之物，往往有形无神，有我无情，是见物不见人。苏轼曾经说过，如果写咏物诗没有寄托，那便和儿童的猜谜诗差不多。
这三首诗的共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李商隐笔下是窘迫无援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其次，咏物诗既然要抒情言志，咏物又见人，那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而咏物诗毕竟以所咏之物为对象，如果离开所咏之物去抒发感情，那必失去依托，就不像咏物诗了。如果太粘于物上，不能自拔那又会成为谜语诗。因此古人认为，写好咏物诗的关键是不即不离，不湿不粘。即说，既要不游离于物，又不要太粘于物。这三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不即不离。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诗的前两句，写蝉，在写蝉的外形、叫声、习性，既简练又传神。如果三四两句再多费笔墨泼洒，必累赘、重复太粘着于物了。于是诗人突然将诗意翻上一层，表达了自己对于“居高”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流响出疏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没丢掉蝉的形象，又没粘于物上。人的思想感情与蝉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隐诗的前四句着重描写蝉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处境，转而直抒胸臆，归结又回到咏蝉上。其中咏物和咏人，分分合合，时隐时显，既不粘于物又不离开物。至于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将咏物和写人结合得浑然一体，既是赋物又是言情，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这三首诗为了托物言情，采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如移情、拟人、衬托、巧遇等。其中最为成功的手法是比兴。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咏物诗托物言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巧妙的比兴。这三首诗都是以蝉起兴的，以蝉来自比。反过来，作者又将自身之情移之于蝉，赋予蝉独特的神情、性灵。因此在这三首诗中，人与蝉的比拟是双向的，不是被动地以此物比之于彼物，而是由蝉及人，又由蝉及人的双向流动，最后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诗人在描绘蝉时，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点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李商隐听蝉声，突出了蝉的怨恨之声。怨恨之声又暗喻着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可以说，在这三首诗中，有什么样的感情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蝉；有什么样的蝉就象征着什么样的诗人。比兴手法中的象征作用和移情作用，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也是这三首诗的共同特点。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