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族属不详。出生于楚国丹阳 ，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由此可知，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否定论
1.清末民初的廖季平《楚辞新解》：屈原并没有这个人。
历史剧《屈原》
胡适《读楚辞》：我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2.他的结论：屈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一个伦理的箭垛。不过，胡适对屈原的部分作品上的所有权保留了可能性。
3.九州大学文学部冈村繁于1965年在《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汉代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作家，而仅仅是当成忠臣来对待的。这证明冈村繁否定屈原是伟大诗人。
4.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学》之第一部《从神话到楚辞》）认为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巫者的集体创作，而非“特定个人的作品”。
5.曾有人指责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怀沙赴水……都过当了”，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
端午节质疑
诸说：
有些说法端午节与屈原完全无关。
1.伍子胥
南朝萧梁时期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是一部中国古代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介绍文集。在该书的第卅节里头记载着：“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认为东吴地区的端午竞渡是为了迎接已被当时人们视为河神的伍子胥，与屈原无关。关于粽子，则有当地的记载：“乡俗午日以粽奉伍大夫，非屈原也。”
2.夏至
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竞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入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
造神运动
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下，国内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屈原真伪论”，从廖平首倡“史无屈原论”开始，何天行、卫聚贤、许笃行等纷纷对这个说法做了响应，胡适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代儒生拼凑成的文学和伦理的“箭垛”。建国初，学者朱东润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奇怪的是，朱氏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人讨论“屈原否定论”这个话题了。
在写《屈原》话剧之前，郭沫若已经定性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
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
多变的形象
中国就一个屈原，却有诸多的不同解读。在屈原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这些后屈原时代，不是以时代的需要，就是以个人的理解，让屈原穿越在千百年的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变幻不定的形象。这是十分有趣的。
1.失意才子孤愤之作以自述
以清代戏曲为例，梳理了清代几位戏剧家的屈原戏曲作品。有尤侗的《读离骚》，有郑瑜的《汨罗江》，有张坚的《怀沙记》，这三出戏均属学子悲愤之作，对屈原悲剧人生的刻画与解读，都深深打上了自己的生活寄寓的烙印。先说尤侗，顺治十三年，他三十九岁。他在自述中说，那年官场不顺，归途不仅遭劫，...焉。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尽致而后。
那个时代似乎让他接触到了古时屈原的灵魂和情绪，似乎触摸到了屈原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可见，虽然历史没有重演，但后人的情绪总会被前人的情绪点燃，从而演化出一个当代的屈原。
2.抗战形势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因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写《屈原》话剧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政治斗争采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高尚的灵魂被卑污的小人践踏，智慧和忠诚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屈原》在当时的重庆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观众，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4.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
从孤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战需要的屈原。我们说，屈原的戏剧形象无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一个真实的屈原，他绝不是戏剧的屈原，也不是历史的屈原。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如果让我挑选，我宁可选择戏剧的屈原。因为，一个戏剧的屈原最像时代的屈原。而今，伟大的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想，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结论
楚国从立国所追求的也是从称霸一方开始，直至后来庄王争霸、饮马黄河问鼎周王室的时候，仍然是想融入中原文化圈并且能够居于上风地位。国界之外的争霸如此，那么国界之内忠君事主之人，在这个观念指挥下，他的眼界能够超越时空来爱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吗？真要附会屈原爱国的话，也无非是爱的属于熊姓的一方土地而已。从国家的概念演进来说，随着西方地理观念的逐渐输入，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天下的观念逐渐改观，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等概念。当下所做的屈原爱国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进行的再解读，是后人在借屈原这杯酒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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