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
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扩展资料：
会址展馆
八七会议会址为一栋三层的西式楼房，建于1920年，原是英国人建造的公寓，名为怡和新房，一楼是外商开办的商店，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97.2平方米，建筑面积532.3平方米，二、 三楼为住房。
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武汉并建立武汉国民政府后，二楼是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八七”会议就在洛卓莫夫的住房内召开。会址保存完好，会议会场已经复原，一楼陈列有“八七”会议的史料和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确认了会议旧址。1976年和1982年依原貌两次进行修缮。1977年建立八七会址纪念馆。1980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的门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七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并纠正过去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牛曼（1902―1937）。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罗米那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总结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在革命武装问题上，“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在对待工农革命运动上，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临时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这次会议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并纠正过去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牛曼（1902―1937）。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罗米那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总结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在革命武装问题上，“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在对待工农革命运动上，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临时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这次会议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