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
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
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
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
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
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
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
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
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
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
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