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是对清中叶
袁枚的诗歌理论的概括，主张诗歌表现诗人的个性和灵感，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反对摹拟古人和堆砌典故，反对无病呻吟。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进步文学观，又吸取了神韵派重个性的观点，既反对
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理论，但是过分强调“性灵”，主张“师心”，忽视了社会生活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历史局限。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
《随园诗话》卷五）
“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
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文学，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遗民诗人：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据卓尔堪《明遗民诗》辑录，有作者四百馀人，诗歌近三千首，比
南宋遗民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皆有过之。著名的诗人有
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濬、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虽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如顾炎武所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纠》，
《日知录》卷七)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以“有亡国、亡天下”区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沦，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忧患，唤醒人心，复兴家国，显然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对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
古文三大家：写作文学散文的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写作文学散文见长，
《清史稿》卷 四九一《侯方域》末云：“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
桐城派：清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鼎集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苞提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抽象地说，义是指内容，法是形式，义法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它的本质，是将程朱理学的道统与韩欧的文统加以继承，并合二者为一体，创作出他所理想的散文集。这种理论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它把我国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加以归纳，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历史功绩的，刘大櫆师事方苞、又是姚鼎之师，是桐城派承先启后的人物。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散文创作的具体主张，一强调作文的目的是“明义理，适世用”，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必须依靠作家的“能事”，即创作才能，三作家必须运用自己的才能将作为的材料“文理、书卷、经济”与作为的手段“神气、音节、字句”结合起来。
姚鼎是桐城派理论的完成者。他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他认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上，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义理”是古文的内容，“文章”是表达的方式，与手法，“考证”则是使内容翔实可靠，三在学习古文方面，他主张由“粗”入“精”，即从文章的形式入手，去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气质。四他在美学上把古文分为“阴柔”与“阳刚”两大类。对二者不分轻重，认为都是美的。姚鼎的创作成就高于方、刘。对后世的影响也比他们大。属于桐城派的作家，为数可以百计，其成就较大者，有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姚莹等。到晚清则有
曾国藩创湘乡派。使桐城派余波一直到“五四”前而不断。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刘大櫆《书荆柯传后》《送姚女臣传南归序》
姚鼎《登泰山记》
《游灵岩记》《李斯论》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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