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从贫穷落后的乡村陆陆续续走出来，身后是站在黄土高坡上送行的亲人，唱着凄楚的民歌“走西口”。这是电视剧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粗浅印象。其实，山西商人从明初就开始背井离乡做边贸生意。那时，谁曾料想他们能成“大器局”。正是这群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开创了“万里茶路”、“百年票号”及海内最富的五百年商业辉煌。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育才文化”。
<1> 以商养儒 兴基础教育
晋商在创业之初是靠勤劳而致富的，他们很快就悟出一个道理：要成就大事业， 仅仅依靠勤劳节俭是远远不够的，必需广纳贤良和培育人才。
晋商的人才战略是分两步棋走的：第一步是“纳才”。招纳家乡初通文墨的子弟 “学生意”，称为“学徒”或“小伙计”，包吃包住培养三年，然后择优录用。第二步是“育才”。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有余钱供子弟读书。
其时，读书人如凤毛麟角，那些官宦人家的子弟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他们根本瞧不起生意人。晋商很难招聘到可用的人才，为了彻底摆脱困境，为了商业持续发展，迫使晋商扎扎实实从基础教育抓起。他们把千辛万苦挣来的钱拿回家乡兴办义学，聘请学识渊博的先生执教，本村和邻村的儿童兼可免费入学。此风欣起，山西人文蔚然，蒙馆、经馆、私塾如雨后春笋遍布三晋大地。
晋中市灵石县段纯镇罗铺村的康家祠堂旁边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大碑楼，是为纪念德高望重的儒商（太学生）康玄而立，大清乾隆三十二年（61人）捐银公建，其中有贡生4名、太学生7名、廪生27名、生员23名。从这块碑中可以看出清朝初年，居住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族，总人口最多也不过500余人，其中约占半数的妇女不许读书，竟然有如此多的读书人。他们的学位虽然不高，但在旧中国教育史上也属罕见。从康氏家“崇文重教”的例证中可以见微知著，清康乾盛世山西城乡普及基础教育已大见成效。
<2> 以儒兴商 重职业教育
晋商独创的“身股制”和“银股制”原本是山西农村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周急济困的生活习惯和互助友爱、朴实可信的处事方式。他们在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一人出资，众伙共而商之”的兴商求富之路。为了确保各方权利不受侵害，他们把资本所有者的合约投资和劳动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整合在同一个产权制度框架内。通过资本流转和商业运营而获得利润，劳资双方合作共赢；然后通过合理分配剩余价值，东伙共同享受经营成果。
晋商以激励经营人才为主的“身股制”，为青年才俊构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深深地吸引了家境贫寒的乡村青年，那些已获取生员功名的莘莘学子，纷纷放弃学业，义无反顾地挑起行李投奔商号“学生意”去了！他们找到又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谁还愿意寒窗苦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呢 ?
晋中农村有句俗话：“秀才入了字号，改邪归正了”。乡间学子和有为青年通过铺保引荐，再经过严格的口试和笔试进入字号，等于考入职业技术学校或商学院，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模式。
晋商以宗法约束为特征的 “铺保制”和严格的“ 铺规制”，形成强烈的制度文化氛围和严培养、硬约束的组织环境。激励学徒奋发上进。家庭贫寒的农家子弟十二、三岁放弃学业，带着祖宗的训示，亲人的期盼，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踏入商号的门槛开始“熬人”。无论今后职务是高是低，也不论今后是贫是富，他们 的行为优劣都会反映到家乡，受到族长的褒奖或惩处。如果因为品行不端而被字号解雇，丢了饭碗，便无颜去见家乡父老，更不敢去面对举荐者。
新学徒入门先从打杂开始，同时学习商号的规矩礼仪和专业知识；了解各地的历史文化、地理气侯、物产特色和民情风俗等。有些大商号还聘请外籍教员，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熟习各国的法律法规、政体商情、外交惯例等等 。徐珂写的《清裨类钞》，其中有一段话：“其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员工皆手一编，学习语言文字……”
商号有意把品学优秀者分配到苦寒地区的分庄熬炼心志，然后再分配到大码头、商业重镇实习锻炼，业内叫“练习生”。越是经济效益好的字号学习气氛越浓厚，对学徒的管束越严谨。掌柜身教言传，伙友相互切磋。商号把学习和实习、理论与实践、品行与命运、业绩和利益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因材施教，量才而用。
通过严格的职业教育和商场历练，由学徒到掌柜，由平民到富豪。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仅为家人带来荣耀，同时也为家乡带来福祉。他们发财之后回乡修桥补路、赈灾济贫、办学育人、润泽桑梓，同样受到各级官府的表彰褒奖，成为官府衙门的座上宾。自古仕途坎坷，商路则更加艰险！经商亦可谓修身齐家、济世利民之计，也可与仕途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有了钱再买个功名，捐个官衔也令世人仰慕，同样在社会上施才展志，实现报效家国的人生理想。
农家子弟在商号长期供职而获得“顶身股”，在乡村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农家女子能嫁给一个生意人，一辈子吃穿不愁。由儒入商，苦熬数年再不济也能“顶到几厘生意（股份）”，全家人可以享受小康生活。不会像哪些潦倒的儒生，连行乞要饭都不会。其实从小伙计打熬到掌柜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是普通职员。只要人品好，兢兢业业办事，就会被长期录用。为人忠厚，业务娴熟的老商人同样会受到尊重，不断增加薪金和股份。山西人不慕虚名坦然经商，他们把经商视为读书人明智的选择。
晋商的职业教育直接与清廷的科举教育争夺生源，山西大多数儒生都不去参加府试，引起了山西官员的特别关注。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上奏朝庭：“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
雍正皇帝的御批是：“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为可笑。”
笔者认为：殊为可笑的不是山西人，而正是雍正皇帝自己。清朝政府固守的科举取士制度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在人才争夺方面他已经输给了晋商，还不清醒。至清朝末年，最后一位状元张謇也辞官下海创办实业去了，学贯中西的渠本翘也辞去日本领事之职，回山西经营实业去了。晋商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富可敌国，而且在教育方面更胜一筹，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
<3> 商儒并重 强素质教育
晋商把培养高素质人才看作商战策略，“以商养儒、以儒兴商、商儒并重”是晋商成功的法宝。 晋商的财东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开明旷达的胸怀，源于山西商人老鼻祖白圭的 “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
晋商的财东们一般不参与号事，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物色选用总号掌柜和开拓新市场上。让大掌柜们自主操盘，施展智慧。晋商的财东们像高明的养蜂人一样，只需选择好蜜源，培育好蜂王即可坐收红利。例如：商界久负盛名的榆次常家，极具士魂商才的常维丰的墓志铭中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弛，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故生理日盛，富甲一方。”
又例如：祁县财东乔致庸本人就是学识渊博的儒生，他深谙以儒兴商之道。乔致庸重金聘请阎维藩担任“大德恒”票号的大掌柜，又亲自登门请儒生高钰筹建“大德通”票号。仅仅几年的时光，乔家两大票号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了设立了分号，生意十分兴隆。“大德恒”与“大德通”并驾齐驱，后来者居上，成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票帮翘楚；还是山西票帮整体衰落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三家票号中经营效果较好的两家。高钰、阎维藩二位大掌柜功不可没。
晋商的掌柜们三权在握，即：资金调拨权、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权。他们不仅是慧眼识才的伯乐，而且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不仅善于理财而且善于培育人才，各家商号，各位掌柜手下又凝聚了一群如工蜂般的采蜜能手。晋商近乎苛刻的人格训练、仪态锤炼和知识培养，为晋商集群化发展，集团化推进迅速占领国内外市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品德高洁、业务娴熟的各类商用人才。
晋商文脉一代传一代，延续了数百年。一批又一批素质高，声望重的商业奇才脱颖而出，凝聚成一支又一支庞大的货通天下的“货帮”。山西著名的四大商帮是“太汾帮”、“忻代帮”、“泽潞帮”、“临襄帮”，其中太汾帮资本最雄厚，在往返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的商帮队伍中，光“大盛魁”一家就有16000多头骆驼。“晋商货帮”究竟有多少处商号，已无法统计了。据遗存史料记载，单是太谷曹家在各地就有640多处分号。历时300余年，发达时从业人员约37000余人。
在“太汾帮”的老家，经济最繁荣活跃，资本最雄厚的晋中地区，崛起了又一支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主力军的汇通天下的“票帮”，据遗存史料记载，晋商票号鼎盛时共有43家总号，在国内外126个城镇设立分号566处。
晋商的每一家字号都有一套独特的经营方略，晋商的掌柜们那一个不是“五车奇蕴胸、雄才腹内藏”的理财高手。如果没有真本事，岂敢在强手如林生意场上搏弈；如果没有真才实学，财东们也不会把真金白银托付给他们经营管理。
各家商号都十分注重信誉，越是经济效益好的大商号越重视职员的道德教育。“利以义制 、名以清修”是山西各大商帮治理的道德标准。其“德通天下”、 “货通天下”、 “汇通天下”、“利通天下”的文化理念，不仅积累巨额商业资本，而且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富有开拓精神，懂经营、善管理、精核算并且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的商业奇才。
晋商有一种高尚的商人节操和家国情怀，逐利与求义并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官员被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一面割地赔款，一面感叹弱国无外交。
晋商却以其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横跨欧亚，飘洋过海，在日本的东京、横滨、神户、大阪；朝鲜的新义州、仁川；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开设山西合盛元银行xx支店，堂堂正正的挂牌营业，赚取洋人的钱财，为中国人争了光。合盛元银行不仅为留学生和海外侨胞提供了汇兑方便和优待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仅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纪元，而且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了晋商的雄才大略。合盛元银行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国际化的银行 。
<4> 文脉延绵 促社会教育
由于外资入侵和官僚资本的重重挤压，连年战乱和兵匪掠抢等不可抗拒的原因所致，晋商五百年鼎盛春秋大势已去，经济实力整体衰弱了，大多数商号关门息业了。但是他们精心培育的人还在活动，文脉还在延续，被迫分流到社会各界的人仍然发挥着他们的专业技术和才能。
山西商人素有跨国经商和海外游学的经历，使他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洞明了世事，认识道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是政局腐败和科技落后。为了复兴家业，为了振兴中华，那些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晋商后裔并未因商运衰败而一蹶不振。
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弃商从教，甘为人梯。如榆次常赞春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学士学位，他弃商从教，专心致志在山西大学文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执教。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甘守清贫，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如：祁县渠本翘曾任大清驻日本横滨领事，不久便弃政归国。他一面投资民族工业，与乔雨亭创建双福火柴公司，投资运筹同蒲铁路建设，参与保矿斗争从英国商人手中夺回矿权。同时与各界人士筹办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自己开采煤铁矿；一面创办新式学校，筹资扩建“昭馀”书院，改革旧式教育。为培育科技人才，特从北洋大学堂聘请英语教师，从山西大学堂聘请数学、物理、化学教师。如：渠晋山在祁县城内创办“亮新”小学校，开设国文、英语、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新课程。
人才辈出的榆次常氏家族，以教育求启迪民智、以振兴实业求富国之途。常望春、常麟书、常赞春等有识之士先后创办“笃初”学堂、“笃初”中学堂、“知耻”女校，为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和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为了激励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榆次常家“笃初学堂”还自编了爱国历史、地理教材。此时，晋商的育才“观念” ，育才 “宗旨”，育才“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打破了单纯“以商养儒、以儒兴商 ”的传统理念，由单纯“为振兴商业而育才 ”的办学宗旨，升华为“为振兴民族、挽救中华而育才”的宏图大志。
与此同时，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晋商后裔摒弃了狭隘的乡土观念，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办近代教育。为了革除传统教育的弊病，他们纷纷将家庭学馆改为新式学堂；积极与名人学者合作办学；引进新学科、开设新课程，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如：山西蒲州盐商王氏的后代在天津开办“中和烟店”，专营兰州青黄丝烟，历时350余年，誉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后人王奎章是著名南开学校的创始者之一。1904年在张伯苓的倡导下，王奎章将其家庭学馆与严氏学馆合并，创建了南开学校，第一届招收学生仅有96名，其中有著名教育家梅贻琦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无数爱国晋商子弟投笔从戎、弃商抗战。如：著名银行家贾继英精心培育的金融人才贾汝瑜，以财经督导员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一兵团转战新疆伊宁、新源、绥定等30多个州县。一边接管国民党的银行，一边组建地方人民银行和实施新的金融体制，使新疆货币局面很快得到平稳。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科技、教育、工商、金融、财贸系统工作人员中，许多人来自晋商字号。
晋商利用经济杠杆不断地撬动历史车轮前进，他们精心培育的人才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晋商不仅在世界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晋商培育的人才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