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国人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国的和平发展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风险，外部环境是复杂严峻的。从长远和全局的观点看，我国的和平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即霸权主义的威胁，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一、霸权主义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从力量对比看，它拥有其它各国无法比拟的综合国力，而且这一现实绝非短时期内所能改变。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决定了美国确定建立由其“领导”的国际秩序，或者说称霸全球并且“霸权永续”。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它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金融优势、科技领先和军力超强，极力阻止出现任何可能对其“独一无二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时加紧抢占全球化资源和战略要地，这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回旋余地，又是为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壮大。美国实施这一战略就把它自身摆在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换句话说，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的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十几年来，美国的这一战略没有改变，今后只要它还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也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它推行这一战略的策略手法和部署上的轻重缓急会有所调整而已。
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新兴国家，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是绝不会听任中国顺利地和平发展的，总会不遗余力地进行阻挠、干预、破坏。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在维护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前提下，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争取两国关系平稳发展，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二、国际竞争的压力
我国正积极谋求发展，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现象。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必然会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影响和左右。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现实的世界是资源、市场已被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瓜分完毕”，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新兴国家而言，确保自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就更加困难。再加之，世界现有资源已被发达国家消耗很多，它们给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成事实，这些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构成更巨大的压力。作为
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历过殖民地苦难的国家，我国不会也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靠“殖民手段”、使用武力拓展市场、掠夺资源。既要满足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必会遇到的一大挑战。
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是必然的结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经济、科技、政治各方面逐渐占有优势地位，现今的全球化是以美国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主导，美国跨国公司是主要的载体。实践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对维持社会公平却是不利的。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导致致贫富差距拉大，在全球范围是这样的，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本身在内）也是这样。贫富差距悬殊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一：政局动荡、经济起伏、社会紊乱等等，但都会影响和平发展。从全球角度看，这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滋生与发展，与此也是密切相连的。对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国际社会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壮大就是例证。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既能利用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发展机会，又要防范、遏制其负面效应，这是我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何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成为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953年12月31日，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1954年6月底，
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鲁、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会上少数代表发言攻击新中国。周总理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求同存异”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周总理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万隆会议公报。
自那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在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
中国还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
中国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丰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与时俱进，提出了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张，强调既要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他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通过“
一国两制”解决一个国家内部某些问题的伟大创举。
“和谐世界”理念注重国家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相互依存和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体现了和平共处的意愿。它实际上高度概括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对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在冷战时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通过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采取与一些大国结盟或准结盟的策略，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陆续提出了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强大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共享繁荣。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目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我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和谐世界”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对战后国际秩序抱有批判、反对的意识。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机制，特别是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参与多边机制的增多，中国对多边机制及其运行规则逐步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向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转变。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含着大国政治、维护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合理成分，但也存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人权、照顾发展中国家及对大国力量进行制约等积极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合理的一面正在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冲击，而不合理的一面未能得到改变。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使其更为公正合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希望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作者，通过积极参与制定、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逐步改正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改革、朝核六方会谈、东亚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