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是什么意思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万历怠政：就是说万历皇帝消极怠政
当万历皇帝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独裁的统治，万历贪财，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真是苛政猛于虎；万历生活奢侈，年方二十，就开始着手为自己修建寿宫（陵寝）；万历懒，二十八年不临朝听政，高唱“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衙门内严重缺员，而候补的官员却又得不到提升，以至于终生候补。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万历朝有三件大事，援兵朝鲜、国本之争、梃击风波，先说说援兵朝鲜。要说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还干过什么好事，那就算援兵朝鲜了。

万历怠政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四条：
　　第一，摆脱戒尺。万历皇帝亲政前，头上悬着三把戒尺：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他亲政后就想摆脱这三把戒尺的束缚。
　　第一把戒尺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大学士，又是首辅，还是他的老师，万历皇帝平常称呼他的时候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先生，那是很恭敬的。因为张居正对万历要求非常严格，可能万历小时候就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在万历皇帝面前进张居正的谗言。种种因素纠合在一起，导致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下令抄了他的家。
　　第二把戒尺是太监冯保。冯保在万历初年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和太后、和张居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在约束万历皇帝方面也格外严格。
　　第三把戒尺是李太后。李太后在万历小的时候也住在乾清宫，一为照顾他，二为督促他。后来，万历渐渐长大，结婚、亲政，李太后就从乾清宫搬到慈庆宫，对他要求也不那么严格，有一些事情就不大管了。
　　这样，万历皇帝就不再受这三把戒尺的约束，性格中原来就有的任性、倔强，这个时候就更加发展。
　　第二，居功骄傲。万历皇帝继位之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连着进行了“三大征”，就是三次大的战争。万历皇帝在12年时间里，取得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域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三大征”。
　　第三，没有竞争。皇位继承制度，清朝比明朝高明一些。万历帝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他同弟弟翊镠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竞争。所以他登极前没有竞争，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又遇到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发放纵自己；再加上万历帝比较任性，固执倔强，个性乖戾，一味从心所欲，便渐渐怠于政事。
　　第四，身体有病。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

怠政表现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万历帝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明史·王元翰传》）
　　万历帝怠政，使朝政出现危机。《明史·神宗本纪》论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Answer 2

是说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的事吧

Answer 3

万历皇帝空前绝后的怠政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所谓“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在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不作为很难上升到法律层面上来对待。孟德斯鸠认为，君主专制的特征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正是由于法律约束的松弛和缺失，才使得帝王的任性随意成为常态。
　　万历皇帝30年不出宫、不问朝政、不批奏章等一系列极端行为是有其深厚的体制背景的。究竟是勤政与怠政，完全出自帝王的个人选择。万历皇帝无论何等荒唐，何等胡作非为，都是专制政治所允许和容忍的。因为并没有一个针对帝王的纠错机制，除非用暴力来推翻。皇帝是世袭制的产物，与民意无关。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潘恩指出：“与人类有关的世袭制的荒谬程度，还远跟不上它所造成的祸害。如果这种制度能保证提供出一群善良而贤明的人士，那倒还可以算是获得神权的特别暗许；但事实上它只是为愚人、恶人和下流人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灾难的性质。”万历皇帝就是这种灾难的具体代表。尽管他少年时代受到严格的教育，却本性难移。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神宗是高傲，但是同时也是贪婪。一个小农的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的诱惑。”一个恶劣小人做了皇帝，那种依靠君子才能实现的德政便成了泡影。君主的德行对于政治的运行和社会的教化是至关重要的。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也可以这样理解，即若君主不仁、不义、不正，臣僚们关于政治清明的努力其实都是白费的。君臣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而非法律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种关系靠的纯粹是内心自觉和道德想象。

　　在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冲突中，皇帝注定是占上风的。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最终要通过帝王的英明来实现，而这一切在万历皇帝那里却遭到了人为的遏制。万历皇帝并不想成为士大夫所推动的政治流程的工具，不但对臣僚的奏疏置之不理，而且常年不任命重要职位上的官员。万历皇帝这样做，是出于对文官不允许他废长立幼的报复。

　　对于皇帝的不作为，人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任其我行我素。由于皇帝把持着话语霸权，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对抗皇帝的权力。皇帝的权力是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皇帝是高于法律的，他置身于规则之外，只要其胡闹的程度还在百姓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这一切都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并且还可以搞出“无为而治”的美丽借口。不仅中国的皇帝，大凡专制的君主都是如此随心所欲的。英国詹姆斯国王曾说：“要我受制于法律，说这话就是叛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说：“这是合法的，因为我要这样！”皇帝的决定是高于法律的，不仅无法更改，而且连追问的可能都没有。残暴恣肆是一种专制，“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不作为也是一种专制。

　　万历皇帝不想做一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皇帝，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他对于文官集团将他塑造成“贤君”的种种努力十分反感。帝国政治的惯性和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它构成了无形的约束。万历皇帝干脆用不理朝政来将自己解脱出来。他实在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欲望和快乐来成就抽象的道德口碑，一旦放弃了“名君圣主”的道德选择，万历皇帝自然是如释重负。万历皇帝的道德堕落不仅源自对文官集团道德暗示和劝谕的逆反，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放弃了对皇帝职责的认真履行。万历皇帝将自己关闭在皇宫之中，饮酒作乐，把治理国家的大业抛在了一边。

　　万历皇帝消极执政的政治选择并没有经过公众的同意或国家法律的许可。在皇帝那里，公众包括臣僚的意见以及法律都是多余的。法律还是有的，但那只是“治人之具”、“治民之具”而已，对于皇帝毫无约束力可言。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将皇帝置于在法律之上，强调“法自君出”，这种“一人之治”是很危险的，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的君主都会按照“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阴惨验而审言辞”的标准行事。将君主与等同于圣人太过理想化了。把皇帝设定在法律之上，法律的价值取向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它只是一种治理工具，而无法成为监督权力的尚方宝剑。亚里士多德指出：“要是把全部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即使一个人的德行和学识足以与崇高的地位相匹配，也不仍然不能让其享受全部的权力。欲望无止境，权力须设防。没有边界的权力，在让权力者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同时，也使其无限堕落。权力对人的腐化并不是权力本身的错，是因为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对权力的滥用。

　　儒家主张用道德感化权力，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道德最终成为一张面具。荀子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意在用天道来劝诫君主善政，愿望是好的，可是，倘若皇帝听不进去这些道理，就没法子了。尤其是碰上朱翊钧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皇帝。尽管仍然有海瑞这样的清官在用鲜明的个性顽强地书写着道德文章，但是，由于皇帝不干正事、胡作非为，而使得一切关于政治清明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明朝的道德化政治体系在应付万历皇帝这个十足的无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尽管臣僚们苦口婆心、挖空心思使尽各种办法，企图使皇帝回到正常的权力轨道上来，但无济于事。万历皇帝以自己的长时间怠政证明了“一人之治”可以荒唐胡闹到什么程度。通过解读《万历十五年》，不难发现，万历政治的失败根本上并不是在于皇帝个人的品行，崇祯皇帝倒是勤政，却依然挽救不了大厦将倾的败局。法治的缺失和体制的腐败是致命的历史困境。

Answer 4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