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范式包括教育思辨研究范式、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与教育定性研究范式, 尽管三种研究范式是先后出现的, 但由于教育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及各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并未导致一种研究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研究范式的情况, 而是呈现三种范式在教育研究领域并存、整合的局面。
回顾教育研究的历史, 最早出现的是教育思辨研究范式, 而教育定量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对教育思辨研究充满了价值规范语句而缺乏科学表达的一种反动,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的兴起则直指教育定量研究范式忽视人的主体性、独特性, 将人物化的弊端。
虽然这三种范式的兴起具有先后顺序, 后者都是对前者的批判与反动, 但由于教育现象的复杂性, 教育研究范式的变化不是以范式更替而是以范式的不断丰富为特征的, 一种范式的兴起不是完全代替另一种范式, 而是各种范式由主流到边缘或由边缘到主流不断交替的过程。
扩展资料
教育研究三种范式的主要特点
1、教育定量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
第一, 验证性。它是先提出研究假设, 并从实践中搜集资料来证实或证伪假设, 同时也表明了其研究逻辑的演绎性。
第二, 控制性。在研究情境方面,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一般要求控制无关变量, 或设置控制组来抵消无关变量的影响, 以便精确的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 可重复性。教育定量研究范式要求研究者保持客观的态度, 研究资料和过程尽量避免价值、主观倾向的“污染”, 因此, 定量研究者认为只要有精密的测量分析工具和规则的操作程序, 研究就应是可重复的。
2、教育定性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
第一, 归纳性。教育定性研究范式的研究者在研究之前, 一般没有理论假设, 而是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 然后再上升到理论,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式研究模式。其最著名的理论建构模式是1967 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
第二, 自然情境性。教育定性研究范式要求教育研究者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 对自然发生的事件进行观察, 描述各种行为的发生, 并记录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它常常又被称为场地研究、现场式研究、田野研究等。
第三, 描述性。根据教育定性研究范式搜集的资料, 一般采用文字或图片的形式, 而不采用数据的形式。它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呈现研究对象, 使研究的信息尽可能的详细与丰富。第四, 过程性。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关心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和产品。
3、三种教育研究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 教育思辨研究往往是观念在先, 事实在后, 引证事实或经验主要是为了用来证明预先得到的理论或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理论, 用观念估量事物而不是从事实引出观念;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与教育定性研究范式都要求根据事实来确立理论, 但对事实却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教育定量研究者认为事实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与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角度都没有关系; 而在教育定性研究者看来, 没有离开认识者的事实, 事实是随着观察者的价值和视角而变化的, 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视觉融合”。
因此,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注重对事实的说明,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则注重对事实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的探讨。
第二,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和教育定量研究范式都有一套操作程序和规则, 而教育思辨研究范式则没有, 因此,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
第三,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教育定量研究范式都注重研究对象的共同性与普遍性, 而定性研究则注重研究对象的个性、差异性与特殊性, 它多运用“小型叙事”, 并把前两者作为“宏大叙事”加以反对。
第四, 教育定性研究范式是通过归纳建构理论的, 而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教育定量研究范式是通过演绎来建立理论的, 但演绎的作用有所不同。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的演绎前提是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加以运用的, 而教育定量研究范式的演绎前提只是一种需要证明的假设, 接受或拒绝假设则要根据检验的结果而定。
第五,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侧重于“发现”,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教育定性研究范式则侧重于“发明”。发现主要是指描述客观存在的事实, 发明则包含主体的参与和建构。
教育定量研究范式主要是对教育现象及现状的描述和说明, 它只回答“是什么”, 而不提供价值上的判断“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它主要对现状进行诊断而不开处方。教育定性研究范式与思辨研究范式由于价值判断的介入, 而能够超越教育的现实层面, 提供应然层面的规范性指导。
教育研究的三种范式各有优点, 又都存在缺陷。三种范式都能在一定的教育领域内发挥特长, 但又不能越俎代庖, 忘记了自己的有限性。
教育学范式有：
1、教育定量研究范式：是指事先建立研究假设，进行严格的研究设计，按照预定程序收集资料并进行数量化分析，用数字或量度表述研究结果，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的一种研究范式。
2、教育定性研究范式：是指在自然环境下，运用现场实验、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和个案调查等方法，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并通过证伪、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加以检验的一种研究范式。
强调：
定量研究强调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处理与解释上均要具备严格的形式。具体说，定量研究通常包含一个较为严格的事先设计；通过调查、测验、实验、结构化观察等方式来收集资料；主要运用统计的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研究结果的呈现通常简单明了。
在研究目的上，定性研究重视描述与解释，以揭示教育现象或行为的“意义”为主；在研究角度上，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现象。在角色上，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们言行的意义和对事物的看法，研究者就是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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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代表著作主要有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入门讲义》（1907）、《实验教育学纲要》（1914）及拉伊的《实验教育学》（1908）。
基本观点是：第一，反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强调概念思辩的教育学；
第二，把提倡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运用与教育研究；
第三，划分教育实验阶段；
第四，主张用实验、统计和比较的方法探索儿童发展过程的特点及其智力发展水平，用实验数据作为改革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依据。
实验教育学反对传统教育学思辩式的和经验式的研究方法，比较强调定量研究的方法，但由于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倡导的实验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文化教育类
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有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人，代表著作有狄尔泰的《关于普遍妥当的教育学的可能》（1888）、斯普朗格的《教育与文化》（1919）、利特的《职业陶冶与一般陶冶》（1947）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
第二，教育过程是一种历史文化过程；
第三，教育研究必须采用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的方法；
第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的转变，并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引导向博大的客观文化世界，培养完整的人格；
第五，培养完整的人格的主要途径就是“陶冶”与“唤醒”，建构对话的师生关系。
文化教育学深刻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教育学发展，在教育的本质等问题上给人以许多启发，不足之处是思辩气息很浓，在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上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实用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代表性著作有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1897）、《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1918）等。
基本观点是
杜威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
：第一，教育即生活；
第二，教育即学生个体经验的继续不断的增长；
第三，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
第四，课程组织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
第五，师生关系以儿童为中心；
第六，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自己的独立发现、表现和体验。
实用主义教育学以美国实用主义为文化为基础，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教育学表达，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不足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校的特质。其影响在50年代以后逐渐减弱，但在强调知识创新及学生探究、创造素质培养的20世纪末，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制度教育类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是F·乌里、A·瓦斯凯、M·洛布罗等人，代表著作是瓦斯凯和乌里的《走向制度教育学》（1966）、《从合作班级到制度教育学》1970）以及洛布罗的《制度教育学》（1966）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学研究应以教育制度作为优先目标，阐明教育制度对于教育情境中的个体行为的影响；
第二，教育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师生与行政人员彼此之间的疏离主要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
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完成想要完成的社会变迁，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制度分析，帮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解制约他们思想、行为的制度因素，把学校中“给定的”制度（即从外面强加的制度）变成“建立中”制度（即根据个人间的自由交往而导致自我管理的制度）；
第四，教育制度的分析不仅要分析那些显在的制度，如教育组织制度、学生生活制度等，而且还要分析那些隐性的制度，如学校的建筑、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等；
制度教育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教育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问题对教育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制度教育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教育类
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一部分是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们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结果，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的著述、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5）、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39）、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脱离社会影响的教育；
第二，教育起源于社会性生产劳动，劳动方式和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教育形式和内容的改变；
第三，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四，现代教育与现代大生产劳动的结合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第五，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教育一方面受它们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与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
第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要看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不能用简单化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教育研究，又要坚信教育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论的泥坑中去。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人没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犯一些简单化、机械化的毛病，这是我们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批判教育类
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也是当前在西方教育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阿普尔、吉鲁，法国的布厄迪尔等，代表性著作有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1976）、布厄迪尔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9）、阿普尔的《教育中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1982）、吉鲁的《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1983）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不是一种民主的建制和解放的力量，而是维护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工具，是造成社会差别、社会歧视和社会对立的根源；
第二，教育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教育机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样态、经济结构都强烈低制约着学校的目的、课程、师生关系、评价方式等，学校教育的功能就是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关系和经济结构；
第三，大众已经对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丧失了“意识”，将之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事实，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故意制造的结果；
第四，批判教育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看似自然事实背后的利益关系，帮助教师和学生对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及形成教育环境的诸多因素敏感起来，即对他们进行“启蒙”，以达到意识“解放”目的，从而积极地寻找克服教育及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策略；
第五，教育现象不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而是充满着利益纷争的，教育理论研究不能采取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而要采用实践批判的态度和方法。
世纪之交的批判教育学仍在发展之中，可能会对21世纪的西方教育理论乃至我国的教育理论产生相当的影响。
中国特色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致力于教育学的本土化。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教育学的元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者为最。
当前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趋势 第一、研究思维的转向 ==教育科学研究中近年来出现了如下的研究思维转变： A二元对立---多元并且存 B实体思维---关系思维 C还原思维----整体思维 D线性思维----非线性思维。
第二、研究理念的多元 ==表现对科学理性、价值实用、宗教情感的不同理念的追求。 其中，人文化是一个重要表现：从“传统的哲学思辩----现代的科学实证----当前的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中，强调人文性特点。
第三、价值取向的多态 ==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群体/阶层的教育利益诉求； 其中，后现代取向是一个重要表现：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后现代视角反思、批判“现代性教育”，重视差异、尊重个性、取向多元。
第四、研究方法的多元 一是实证化：传统的哲学思辨模式受到了挑战，人们对教育科学性的怀疑主要集中在教育学的实证性上，加强教育的实证性研究是必然转向：数学统计、社会调查、心理实验、教育实验、心理与教育测量等具有实证性的技术运用于教育科学研究。二是多学科：分别从人类学、历史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不同角度揭示教育问题；特别近年来从生态学、文化学视角为热潮。 三是综合化：将数理科学、系统科学、哲社会科学等综合运用，出现诸如“哲学-科学-艺术”的综合方法；“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合”的方法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