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送别》最早的中国版本是李叔同所作词之后录制的，歌曲的曲旋律是来自约翰·P·奥德威所写，中国第一个版本在1935年百代唱片录制，因为录制时间悠久，至今无法追究第一个唱出送别的人是谁。
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送别》是作为在新式学堂中教授的学堂乐歌，广为传唱，受到大众的深爱；1970和1980年代，《送别》作为插曲或主题曲分别出现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中，更使其脍炙人口，传唱不息。唐朝乐队在其第二张专辑《演义》中对《送别》作了改编演唱。
扩展资料
创作历史
十九世纪美国音乐家J·P·奥德威（John Pond Ordway）作有一首歌曲《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后来《梦见家和母亲》流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以原歌的曲调（可能作过略微的改动），填上日文的新词，作成《旅愁》这首日文歌。
1907年《旅愁》发表后，在日本被广泛流传。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留学日本，故接触到了《旅愁》，他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所打动，产生了创作灵感，回国后，“天涯五友”，这段时期的生活显然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叔同与许幻园宣扬民权思想，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一度成为社会风口浪尖改革潮中的一份子，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幻，导致许幻园家中的百万资财和家业荡然无存，许幻园赶京找袁世凯讨回公道，离别时，李叔同在百感交集中写于此歌送别许幻园。也是李叔同的优秀音乐作品，被中国数代人所传唱。
在歌曲上，《送别》用的是安东尼·德沃夏克的曲调。在歌词上，《梦见家和母亲》、《旅愁》、《送别》则分别是三位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是三个独立的作品，之间无直接联系；当然由于曲调的一致基础，或许在艺术神韵和表现感情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送别歌
《送别歌》，是一首由艺术家李叔同作词的中文歌曲。歌曲的曲旋律是来自约翰·P·奥德威所写，中国第一个版本在1935年百代唱片录制，因为录制时间悠久，原唱不详。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是城南旧事的主题曲。
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送别》是作为在新式学堂中教授的学堂乐歌，广为传唱，受到大众的深爱；1970和1980年代，《送别》作为插曲或主题曲分别出现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中，更使其脍炙人口，传唱不息。唐朝乐队在其第二张专辑《演义》中对《送别》作了改编演唱。
扩展资料：
送别歌—歌词：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
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
惟有别离多。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送别歌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歌曲《送别》最早的中国版本是李叔同所作词之后录制的，歌曲的曲旋律是来自约翰·P·奥德威所写，中国第一个版本在1935年百代唱片录制，因为录制时间悠久，至今无法追究第一个唱出送别的人是谁。
扩展资料
这首歌改编自约翰·P·奥德威（John P. Ordway） 19世纪的“ 梦想家园与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作品。当Ordway的作品被引入日本时，音乐家Kyuukei Inudou（日语：犬童球渓）将其（经过一些修改）翻译成日文版旅愁 （点亮“旅程中的寂寞”）， 1904年和1910年，当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他偶然听到了这首歌，并被它的旋律所感动。因此，当李叔同回到中国时，李叔同根据奥德韦的原创作品于1915年写了《送别》。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以《送别》为题的歌曲有好多，这里介绍一首老电影《怒潮》的主题曲《送别》。
老电影《怒潮》的主题曲《送别》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均由郑洪作词，巩志伟作曲，著名歌唱家孟贵彬演唱。《送别》是该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在影片中农友们含泪相送他们的领路人之时，渔鼓老人唱的一首凄楚、悲壮的送别曲。本歌是一曲充满友谊深情的歌，歌曲层层抒发了处在革命关头的农友乡亲，送别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的革命领路人时的感人情景，表达了他们对革命领路人的崇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懑、对胜利的向往以及与战友话别时的苦痛惆怅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这首歌痛而不悲,忧而不伤, 歌声将主人公错综复杂的感情深沉地交织在一起,抒发了革命人民对党对战友的深情厚谊。歌曲创作时，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了再创作，感情深沉细致，旋律宛转流畅。歌曲在烘托电影主题、创造气氛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流行全国，成为多年来久唱不衰的电影歌曲。
孟贵彬，男，1926年出生，男高音歌唱家。直隶（今河北）深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一二0师战斗剧社演员、西北军区战斗剧社音乐股副股长。建国后，任西南军区文工团歌剧队队长。1958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进修班。后历任总政治部歌舞团独唱组组长、国防科委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工团团长。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获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
以下是电影怒潮插曲《送别》的简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著名校园歌曲《送别》，系五四时期著名音乐教育家李叔同先生于1910年前后所作，是根据美国人j.p.奥特威所作的曲调填以新词而成的新歌。
李叔同，就是1918年在杭州虎跑泉出家为僧的弘一法师。
这首《送别》歌，在解放前的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在江南一代更是家喻户晓，数十年中，成千上万的大、中、专学生，就是唱着这首歌告别母校、老师，走向社会的。正因为如此，它先后为不少中外影片所引用，有的还作为影片的主题歌，比如《早春二月》，日本影片《啊，野麦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获得国际金鹰大奖的《城南旧事》，就是用李叔同的这首《送别》作为主题歌的，它使《城南旧事》影片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
这麽个简单的短歌，为什麽具有这麽大的魅力、几乎不受时间的限制，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作者在创作这首歌词时，借鉴、学习、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学而化之，更上一层楼。大家如果注意，就会发现，李叔同在这首歌的创作上，无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意境上，都受到了《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影响。我们不妨将《西厢记》有关段落引证如下：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四边静]霎时间杯盘狼籍，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在梦也难寻觅。
四煞]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三煞]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大家只要稍做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的许多共同之处。只不过李的歌词，将《西厢记》情人相别的内容上升、扩展到了学子告别朋友、师长、母校的离请别绪，进而引申到对生命、自然、宇宙和时间的思考。
我们不是说要继承传统文化麽？这就是一例典型的继承！
第二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作者在创作上，屏弃了政治的说教，而是紧紧抓住人性做文章。政治有时间、阶级的限制，不可能像人性那样永恒。“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人抓住这个“别”大做文章，还专门写了个《别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个“别”，是人类经常遇到的东西，它触及了人类最为敏感的情愫，拨动了人性最为敏感的神经。通过这个“别”，人们往往会涉及到生命与时间、时间和空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宇宙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暂，时世的变幻和人类感情的伤痕，所唤起的人类的沧桑感，是刻骨铭心的。文艺作品如能准确反映人类在此时的人性的特征和要求，都会成为不朽的作品。
这就是李叔同《送别》成功的主要原因。
由此我想到平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诗歌，它们的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为作新词强说愁”，为了使自己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显得作者“忧国忧民”，经常给自己的诗歌强行加上政治色彩，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变成另一种情况下的“标语口号”，干巴巴的没有丝毫生命力。
文学不是政治，一般来说，文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不懂政治而强说政治，难免就会有不伦不类的作品。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作者受现代评论家影响太深，都想作个辛弃疾那样的“豪放派”诗人，但是又没有人家大诗人那种血与火的生活实践，于是就靠酒呀，梦呀，借此说说大话，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豪放”了，就不同于一般小文人了，殊不知正好犯了创作的大忌。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意象，没有情节，没有意境，初读觉得不错，读完了了无印象，除了“大’和“狂”，你从这样的作品中得不到任何其它东西，千篇一律，仿佛用计算机程序编写出来的“机器诗词”。在这样的作品中，人的本质属性——人性，几乎销蚀殆尽，还怎麽去感动人呢！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夫人的信中说过，作者的政治动机愈隐蔽愈好。作家的立场是通过真实的再现生活来表达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反对“标语口号”式的文学的。文学的生命在真实，一旦玩虚的，文学的生命也就完结。即使是革命家的宣传，玩虚的也不行，宣传一旦成为“宣传”，宣传就失去实际意义了。历史上，每一个革命阶级初起时，他的口号都能打动人心，就因为那时它必须说真话，人们一听就懂；待到宣传变成人们不懂的“官话”，离人性的要求愈来愈远，这时候，不管是文学还是宣传，都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
友人送俺李叔同的《送别》，听了很感动，写了上面一些话，给自己也给朋友们作个小小的借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