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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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1594~1657)

中国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 ,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 ,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讹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6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材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后卒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等。
《枣林诗文集》,明清之际谈迁撰。谈迁(一五九四——一六五七);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明末诸生,入清后以遗民终老。
谈迁自幼聪颖好学,“舞象,入学为弟子员”,后又受“廪饩高等”。但在明朝末年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影响下,谈迁生精力搜讨撰术明代社会的治乱根源。他一生著述,除编年明史《国榷》外,还有方志《海昌外志》、笔记《枣林杂俎》、《枣林诗集》等。
谈氏家境清寒,交游不广,所有著作生前竟无一篇刊印,死后只有抄本流传。在传抄中难免钝误讹夺。更兼清代文网严密,学者为避清廷忌讳,抄写时改动部分字句,甚至抽弃部分篇章,亦势在难免,清代藏书家吴骞称其所得变迁诗集一册即非全豹,又称谈氏全集共十二卷。而今所见风家抄本,均为文四卷、诗一卷,与吴氏所称相差甚远,盖为谈迁全集之部分内容。
谈迁重写《国榷》zt
明末清初,年过半百的谈迁把写完的《国榷》藏于家中,不料被贪财的窃贼偷走。面对厄运,坚强刚毅的谈迁没有沉沦,决心重写《国榷》。从此,谈迁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专心致志编撰《国榷》。为了史实,不顾年迈体衰,不顾日月风雨,坚持考证,坚持走访知情人。数年后,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部史料详实的《国榷》完成了。谈迁始终不渝的治学精神也和不朽的史书《国榷》一样,留给后人一座丰碑。明末有位穷秀才,名叫谈迁,决意博览群籍、详加考订,编纂一部真实可靠的明朝信史。从1621年开始,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其中的艰辛苦不堪述。就这样铢积寸累,再经考证取舍,且六易其稿,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七年之不懈努力,撰成了百卷巨著《国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1647年8月的一个夜晚,盗入家门,见别无他物,就把《国榷》手稿席卷而去。这时候,谈迁已经53岁。面对沉重打击,谈迁不禁老泪纵横:“噫,吾力殚矣!”但谈迁并未就此沉沦,而是迅速从打击中挺立起来,“吾手尚在,宁已乎!”就这样,他重新踏上了“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之路。又经四年努力,终于第二次完成《国榷》初稿。这一年,谈迁57岁。初稿之后是漫漫的校正之路。1653年,谈迁有机会进北京为人作书记,结识了几位著名藏书家。经过两年半的辛勤查访,又搜集到大量宝贵资料。返乡之时,谈迁在金钱方面一无所获,唯“筐中录本,殆千百纸”。他喜不自禁,连称“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三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没有白费,《国榷》全书一百零八卷,凡五百万言,为治明史者46所必读。

谈迁是个穷秀才,从运河返回故里一年多后就去世了,《北游录》成书后没有刊刻,只有抄本流传于世。1947年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从传抄本转录《北游录》,随笔勘正,寄希望于“好事者能付之梓”,直到书成三百多年后的1960年始有中华书局首次出版。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大都把古今名人纪咏当地的诗文作为附录。可是,翻看当年谈迁经过并纪咏的枣庄区域的古今志书,都没有附录谈迁的诗文。原因是清代、民国初年编修史志的前人大都没有看到《北游录》,所以沿运河的地方志便没有收入谈迁的有关纪咏,后人修志多看的是前人的地方志书,谈迁的《北游录》虽出版了40多年,至1997年已是第三次印刷,知之者依然甚少。谈迁两次在运河船行,共二百多天,每天他都细心访问船夫、里老,察看碑记石刻,记录了有关京杭运河的众多资料,除嘉兴至杭州段运河外,几乎每处都有他的纪咏。
1653年闰六月甲子,谈迁赴约客居嘉兴,5日后与朱之锡沿运河北上,舟行66天至江苏邳县、山东峄县界。自台儿庄舟行7日至济宁州,再行17日至临清,又3日至德州城。此次北上,自嘉兴至北京约120天,在运河山东段舟行27天。谈迁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早春,从运河乘船返回故里。这次在运河舟行共107天,其中在山东段约50天。往返途中,谈迁在运河山东段赋诗40余首。
谈迁北游南返京杭运河,用心收集沿途资料,不辞劳苦。同行北上的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说,谈迁沿途或听或看,轶事新闻,一堵断墙,一块残碑,都认真考究。因此,他对明末清初有关京杭运河资料的收集整理较为翔实,是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京杭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市,其长度相当于著名的苏伊士运河的10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古老的大运河不仅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有着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它既是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又是为民造福的水上黄金通道。研究京杭运河的历史变化,探讨保护和开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谈迁的《北游录》记述了清初京杭运河北京至嘉兴的大量资料,研究运河文化应该感谢这位辛勤的史学家所做的贡献。

参考资料:大唐资料库、百度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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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谈迁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附《清史稿》所载其传如下: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
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
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
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
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
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
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
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
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
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
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12-09
谈迁(1593~1657),明末清初人。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
谈迁的生活道路很简单,自幼家贫,刻录好学,博强闻记。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所以在我眼中,司马迁、谈迁都是合格的历史学者,值得我的敬仰。
一、谈迁的治史,小偷和强盗: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顺治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旅舍。

并外,谈迁除了《国榷》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北游录》。
1653年(清顺治十年),江南义乌朱之锡进北京做弘文院编修,聘谈迁做书记,他们从嘉兴运河坐船北上,两年后谈迁又从运河乘船返回故里。在往返途中,谈迁对运河变迁、河道船闸、自然景观以及风俗人情等都作了记述,并赋诗咏叹,“箧中录本,殆千百纸。”《北游录》共九卷,有关京杭运河的资料在“纪程”、“后纪程”、“纪咏”中。往返途中,谈迁还在运河山东段赋诗40余首。
其他著作还有《海昌外志》、《枣林杂俎》、《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金陵对泣录》、《枣林艺篑》、《枣林外索》等。
《国榷》书中对清朝颇多贬责,因此当时无法流传。直到1949年后,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北游录》成书后没有刊刻,只有抄本流传于世。1947年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从传抄本转录《北游录》,随笔勘正,寄希望于“好事者能付之梓”,直到1960年始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
三百多年后,才算对谈迁一个交代。
谈迁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毕生精力为中国的“史学”增砖添瓦,为现在的学者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在几百年的时光中,谈迁的作用才显现出来。这种生前不为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人”“史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为什么不自豪呢?我们有理由不纪念他们吗?
斯为谈迁诞辰413周年纪念日,吴足道写文以纪念之
第3个回答  2007-12-06
中国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 ,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 ,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讹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6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材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后卒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等。
《枣林诗文集》,明清之际谈迁撰。谈迁(一五九四——一六五七);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明末诸生,入清后以遗民终老。
谈迁自幼聪颖好学,“舞象,入学为弟子员”,后又受“廪饩高等”。但在明朝末年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影响下,谈迁生精力搜讨撰术明代社会的治乱根源。他一生著述,除编年明史《国榷》外,还有方志《海昌外志》、笔记《枣林杂俎》、《枣林诗集》等。
谈氏家境清寒,交游不广,所有著作生前竟无一篇刊印,死后只有抄本流传。在传抄中难免钝误讹夺。更兼清代文网严密,学者为避清廷忌讳,抄写时改动部分字句,甚至抽弃部分篇章,亦势在难免,清代藏书家吴骞称其所得变迁诗集一册即非全豹,又称谈氏全集共十二卷。而今所见风家抄本,均为文四卷、诗一卷,与吴氏所称相差甚远,盖为谈迁全集之部分内容。
谈迁重写《国榷》zt
明末清初,年过半百的谈迁把写完的《国榷》藏于家中,不料被贪财的窃贼偷走。面对厄运,坚强刚毅的谈迁没有沉沦,决心重写《国榷》。从此,谈迁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专心致志编撰《国榷》。为了史实,不顾年迈体衰,不顾日月风雨,坚持考证,坚持走访知情人。数年后,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部史料详实的《国榷》完成了。谈迁始终不渝的治学精神也和不朽的史书《国榷》一样,留给后人一座丰碑。明末有位穷秀才,名叫谈迁,决意博览群籍、详加考订,编纂一部真实可靠的明朝信史。从1621年开始,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其中的艰辛苦不堪述。就这样铢积寸累,再经考证取舍,且六易其稿,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七年之不懈努力,撰成了百卷巨著《国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1647年8月的一个夜晚,盗入家门,见别无他物,就把《国榷》手稿席卷而去。这时候,谈迁已经53岁。面对沉重打击,谈迁不禁老泪纵横:“噫,吾力殚矣!”但谈迁并未就此沉沦,而是迅速从打击中挺立起来,“吾手尚在,宁已乎!”就这样,他重新踏上了“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之路。又经四年努力,终于第二次完成《国榷》初稿。这一年,谈迁57岁。初稿之后是漫漫的校正之路。1653年,谈迁有机会进北京为人作书记,结识了几位著名藏书家。经过两年半的辛勤查访,又搜集到大量宝贵资料。返乡之时,谈迁在金钱方面一无所获,唯“筐中录本,殆千百纸”。他喜不自禁,连称“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三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没有白费,《国榷》全书一百零八卷,凡五百万言,为治明史者46所必读。

谈迁是个穷秀才,从运河返回故里一年多后就去世了,《北游录》成书后没有刊刻,只有抄本流传于世。1947年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从传抄本转录《北游录》,随笔勘正,寄希望于“好事者能付之梓”,直到书成三百多年后的1960年始有中华书局首次出版。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大都把古今名人纪咏当地的诗文作为附录。可是,翻看当年谈迁经过并纪咏的枣庄区域的古今志书,都没有附录谈迁的诗文。原因是清代、民国初年编修史志的前人大都没有看到《北游录》,所以沿运河的地方志便没有收入谈迁的有关纪咏,后人修志多看的是前人的地方志书,谈迁的《北游录》虽出版了40多年,至1997年已是第三次印刷,知之者依然甚少。谈迁两次在运河船行,共二百多天,每天他都细心访问船夫、里老,察看碑记石刻,记录了有关京杭运河的众多资料,除嘉兴至杭州段运河外,几乎每处都有他的纪咏。
1653年闰六月甲子,谈迁赴约客居嘉兴,5日后与朱之锡沿运河北上,舟行66天至江苏邳县、山东峄县界。自台儿庄舟行7日至济宁州,再行17日至临清,又3日至德州城。此次北上,自嘉兴至北京约120天,在运河山东段舟行27天。谈迁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早春,从运河乘船返回故里。这次在运河舟行共107天,其中在山东段约50天。往返途中,谈迁在运河山东段赋诗40余首。
谈迁北游南返京杭运河,用心收集沿途资料,不辞劳苦。同行北上的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说,谈迁沿途或听或看,轶事新闻,一堵断墙,一块残碑,都认真考究。因此,他对明末清初有关京杭运河资料的收集整理较为翔实,是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京杭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市,其长度相当于著名的苏伊士运河的10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古老的大运河不仅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有着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它既是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又是为民造福的水上黄金通道。研究京杭运河的历史变化,探讨保护和开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谈迁的《北游录》记述了清初京杭运河北京至嘉兴的大量资料,研究运河文化应该感谢这位辛勤的史学家所做的贡献。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第4个回答  2007-12-06
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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