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秦州的路线 最好按《秦州杂诗》推断出来 谢谢了!!

如题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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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份资料只是在考究讨论,公元759的事,已经没有谁能笃定的给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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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地今人在阅读杜甫诗歌时,极会产生两个疑惑难解的问题,
  一是公元七五九年既是杜甫流离之年、诗风转变之年、思想境界升华之年,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多种唐诗选本对杜甫秦州诗一首未选,而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于蜀湘地的作品每本必选;
  二是早先编集杜甫诗选者诸如东楼、佳人、山寺、太平寺泉眼等题明写于秦州城内及近郊的多首诗作未入《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内,而将《秦州杂诗》之三、十四等明显写于秦州之外的诗选入二十首之内,并由此去解读杜甫一家的行踪,由此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前者大概与选编者对西北多以僻地有偏见,或对陇右山川不名不熟不无关系,后者与集编者的排序有关。

  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写诗三千余首,存世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收集主要以北宋的黄鹤为最早,后来的编注者如仇兆鳌、梁权道等多不是陇右之人,故将杜甫诗序排错在所难免,而选编者对原无题诗自加题目亦不鲜见,《秦州杂诗》的题目应为杜甫所定,但具体编入的诗不一定是杜甫亲定,有疏漏或错误收入实在难说。
  后人在对“杜陵诗卷是图经”的高度信任之下,即使发现有些说法不能诠解诗意的情况下,也要牵强佐证,补凑理由,有的甚至完全不顾律诗必讲格律、韵脚,特别在出句、对句中多以遥指或夸张的自身规律,死扣字眼或由自己任意发挥。如照此去探究杜甫在陇右的行踪,只会越探越脱离实际。

  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
  明显写于诗人一家从公元七五九年农历七月初九从华州西行,至下旬翻越陇坂,始入古秦州今张家川、清水境内无疑义,只因此诗为少陵入秦后的第一首诗,并关系到杜甫西行的原因,所以对此的争议便很多。

  杜甫从分水驿过陇坂到达今张家川的马鹿后,经张家川恭门入清水新城,过草川铺入麦积社棠镇。传说杜甫举家从草川赶到社棠已天黑,夜不能渡渭河,便住一宿。为此后人在镇口为诗圣立草堂寺以示纪念。《秦州直隶新志》卷二云:“由马跑泉北渡渭十里为社棠镇,镇北龟山下有古城遗址……又有草堂寺祀杜甫。”民国人高一涵曾作《天水社棠镇口杜甫草堂》诗也可证明。由此否定了杜甫一家当年走官道经秦安入州城之说。
  编选者将北寺一诗排于秦州杂诗之二,人们便认可杜甫去了秦州城里,并以杜诗“佐还山后寄三首”为据。这一说法有问题。从潘集寨到柳家河十里路程,上秦州城五十多华里,岂能舍近求远?唐代的街子镇,陕川商号以转运货物云集其地,很是繁华,柳家河遥可见古镇九股神松树,其村也处河谷,与真正林间有很大的区别。

  侄家不能久留,杜甫只能搬往秦州城内或城郊,另求生路。或许,正当杜甫“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时,马帮脚户从同谷带来书信,一家人便踏上了南走同谷的路途。

  如果按现排诗序,杜甫先去了秦州城里,有论者说就住在南郭寺,这是大有问题的。唐代的南郭寺香火旺盛,僧人众多,在寺院留宿定有限制。如将要准备出家的什叉摩拉也要经过一定程序才可限制住寺。杜甫一人入住南郭寺,没多大问题,但举家住入,似不可能。
  《秦州杂诗》之七中后山,早本多作石谷间。秦州南北两山全为土质,故有人对此写作地也有怀疑,因《二妙轩》碑刻有山谷,从诗的排列似以石为妥,故也有质疑之处。因城北寺诗排在之二,也应是南郭寺诗排其三,游人游南郭、城北寺应在一日之内,而南郭寺诗迟于十二才出现,也不合游山之序。

  《秦州杂诗》之三“州图领同谷句”问题更大。据地方志载,唐乾元间秦州领上邽、陇城、清水、成纪、伏羌、长道六县。又据《太平环宇记》可知,唐于乾元元年所重设的成州治上禄县,即治建安城的今西和县,而史载归成州辖的同谷,即今成县不为秦州所管。有人为凑补诗序,牵强以时秦州都督府领天水、成州、陇西三郡军事而言,照此杜诗应为“府图领同谷”。我以为此诗当写于今西和县城,仇池一带是氐羌的集居地,更符合降虏兼千帐的全诗内容。 
  位于西和县南,由洛沧二水交汇前冲积而形成的仇池山,因周代名仇维的修仙,传伏羲生于此,刑马葬首,还有山又称常羊之山而生炎帝等而神奇有名。杜甫早在关中就对它心仪已久,有“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的赞叹。

  《秦州杂诗》之二十,有“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的名句。《秦州杂诗》之十四更有一首专门写仇池的诗,遗憾的是未排在《秦州杂诗》内,故后人承认杜甫从今西和县城和洛水边经过,但没有写建安城和仇池山的诗,成为种种遗憾。实际上正是由于秦州诗序的排列之误,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

  杜甫一家经过今西和县城,沿洛峪水行道虽两石山夹河,但较平坦,过石峡,或探石龛,今名八峰崖,虽偏远,仍在一河道东。石龛、西高山、仇池均在当地较高点上,互多可见。远在千里之外向往,岂有不登之理。就算冬雪严寒,山道险恶,但于能写不如勤问的杜甫,远处观望仇池,住山下细问山上之实,才写出了神奇真实的仇池诗。长久对杜甫是否登过仇池的争论,源起将排在《秦州杂诗》之十四才引起,被认为是读书时的一种遥想。如将此诗排于法镜寺之诗之后,还有谁会怀疑?

  还有因诗排序不明而使得今人们争论杜甫去过两当县。

  由于本人长期研读杜甫诗歌,发现评注杜诗者在杜甫秦州和陇南的行踪及诗序排列上的一些失误,遂撰此文;也有抛砖引玉之意,大家共同言讨,为研究杜甫陇右诗歌而贡献力量。

参考资料:http://www.tianshui.com.cn/news/zjts/2010060710013645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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