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3-03
魏八虎骑:曹仁,曹洪,曹真,曹纯,曹休,夏侯敦,夏侯渊,夏侯尚
魏五子良将:张辽,徐晃,张颌,于禁,乐进
(注意:和绝对武力无直接,八虎骑是曹家内部人员,而五子良将则是为了笼络外姓武将,请大家看清楚了,以后请不要乱猜,至于典韦和许褚,虽然武功了得,但并非曹姓或夏侯姓故而无缘八虎骑,而五子良将则都是独挡一面的将领,所以上述两位也未能入选,甚为可惜)
曹操写的 《求才三令》
对曹操行事的剖析和评议—从《求才三令》谈到曹操的用人
与曹操《自明本志令》相辅而行的还有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举》命令颁布的时间,比《自明本志令》还早十个月左右。《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操下令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①。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个《求才令》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我们且列举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个人的道德呢?据《后汉书》卷81《独行传》:
王烈……以义行称……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三国志》卷16《郑恽传》: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可见曹操用人不但重视德行,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而且曹操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如《三国志》卷12《崔琰传》: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就是曹操给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如操为丞相后,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可证曹操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寒门地主打击世族地主。实际上,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取士不以一揆,戱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①操在《庚申令》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①。可见曹操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文武并用,英雄毕力”②。曹操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扫灭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更需结合操的政治要求来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当创业之时,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现举出下面事例:
(1)在某种情况下,能舍弃旧怨。例如操到南阳讨张绣,绣降而复叛,杀操一子一侄。但当绣再次投降时,操仍弃仇录用。又如官渡战前,陈琳为袁绍作檄辱骂操为“赘阉遗丑”③。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最为人所不齿,亦系操所最忌讳者。可是当袁氏败,操获琳,仍“爱其才而不咎”④。
(2)在某种情况下,能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及对人崇尚信义之士。操南征荆州,刘琮迎降,琮将文聘耻于不能为故君刘表保全州境,不肯出降,直到操军渡过汉水,聘始往降,仍唏嘘流涕。操为之怆然,曰:“卿真忠臣也”⑤。厚礼待之,授聘兵。操为兖州牧时,张邈叛操,劫持操部下毕谌之母弟妻子。操令谌去,谌顿首,示无二心。可是谌出,即叛操而去。后操虏谌,众人皆为谌惧。操曰:“夫人孝于其亲,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⑥。仍以谌为鲁相。又如操在兖州,部将徐翕、毛晖叛操。及兖州定,翕、晖匿于臧霸所,操令刘备告霸斩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①乃皆以翕、晖为郡守。
(3)不隐瞒臣僚的密谋奇策,在一定情况下不轻易杀害不易驾驭的雄才。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言:“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②。’”
(4)较能放手起用降将及出身低微的人。史言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③。操部下的文臣武将,有不少是投降过来的。他们原来所投非主,操能重用之,他们自然感恩戴德,乐于为操效命。
(5)较能体谅部属的错误。操于官渡大败袁绍后,“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④操这种做法,显然是效法刘秀“令反侧子自安”⑤的故智。因为任何仁君贤主不可能让所有部属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其中不少人是以安危祸福决定自己的动向的。只要在上者有作为,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领导和做好工作的。然而非明智之主是不能做到这点的。这是操用人的可贵之处。
(6)较能鼓励臣下提反面意见。建安十一年(206年),操下令曰:“治世御众……诫在面从,……吾充重任,每惧失中……自今以后,诸掾属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①。操将北征三郡乌桓时,诸将皆言:“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及操胜利归来,对以上谏阻自己的诸将,不但不如训斥,反而给以厚赏,对他们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②。操这样做,为的是让臣下知道,只要肯进谏,不管对不对,都应受到称许,以此鼓励臣下敢提反面意见。
(7)比较长于因才授职。战乱之初,各军阀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操用枣只、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军粮供应,得以部分解决。这事后面再说。在挑选州郡长官方面,操所任人,亦多称职。例如钟繇在关西,梁习在并州,苏则在金城,刘馥在扬州,杜畿在河东,郑浑在冯翊,均卓有建树。至于在军事方面,操之选将用人,尤为高明,留至下面谈做为军事家的曹操时,再行论及。
以上事例,说明曹操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以上各种用人情况基本发生在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划地铲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杀荀彧、崔琰、杨修等人,就是以上做法的具体体现。前已论及,操之《自明本志令》是向臣僚暗示其不得不代汉的信息,以令臣僚起而采取某些倡议行动。操的《求才三令》,自然也不可能不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第二次《求才令》中之所谓“进取”,不能只看做是要为操开疆辟土。事实上,操在西方,自动放弃了汉中;在东方对吴作战,操也未动用过大规模的兵力去争城夺地。所以他所说的“进取”,到了后一阶段,也包含了代汉为魏的内容。操在第三次《求才令》中所说的“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无非是号召臣僚勿以舍弃衰汉为不忠不义及取讥惹辱之事。为此政治目的,操到后一阶段,不仅不“唯才是举”,而是要杀其臣僚中之有大才、大名望、大影响的人,上举杀荀彧、崔琰、杨修,亦有这方面的目的。荀彧才高望重,推荐的贤才、大臣多了,操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不能不悄悄地把他置之于死地。崔琰、毛玠对操选拔人才的贡献也很大,而且他们用人主张德才兼备,不尚虚名,提倡廉节,都与操用人标准相近似。可是操为魏王以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逼崔琰自杀了,把毛玠免了。杨修,是一个“颇有才策”、“为太祖所器重”的人。他曾为操“总知内外,事皆称意”①。可是这样一个才能之士,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即下第三次《求才令》那年,也做了操的刀下之鬼。以上一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前一个阶段,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②。故虽枭雄如刘备而不加害。至后一阶段,操为其嗣子代汉做准备,需芟除异己,所以连杨修这样才华外露的文人也被杀害了。
第2个回答 2006-03-03
曹操历来非常重视人才问题。
在联军讨伐董卓与袁绍对话时,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可见曹操对人才问题的重视与认识。
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说“(曹操)其终强而夺汉者,居四战之地,恃智恃力,而无河山恃之可恃以生骄怠也”。曹操之所以可以由弱小到强大,最终曹丕还夺取了汉江山,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凭借他自己和手下的集团全体成员的才能共同奋斗。如果不是凭借人的才智和能力而凭借河山之险固,会出现袁绍那样迅速败亡的悲惨遭遇。
曹操刚起步的时候,就得到了家族的有利支持,夏侯氏的夏侯敦、夏侯渊;曹氏的曹仁、曹洪,曹真和曹休也不远来投奔。
最初之际,曹操仅有小快根据地,兵微将寡,而曹操出身于为世人所不齿的宦官家族;为了充分发现、利用人才,曹操在自己队伍中发掘人才的同时打破当时的门第观念,提拔重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文人武士,争取中小地主阶层的支持,并尽量利用投降过来的敌方人才。虽然当时发生了陈宫不满曹操杀边让而勾结吕布叛乱的事件,可并没有让曹操放弃“唯才是举”的方针。196年,曹操迎汉帝,成为东汉政府的代言人,有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士人不论是为了曹操而来还是为了恢复汉室而来,都不得不为曹操服务。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求贤令》,十九年再次下令,二十二年第三次颁布,这就是有名的求才三令。曹操的“唯才是举”,反对两汉以来奉行的“德行”和出身门第的传统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具有很大的意义,当代有学者指出“标志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改革”。
后来曹丕为了登基,被迫向世家大族妥协,采取九品制,依靠世家大族的势力来维持统治,同时大力压抑曹氏兄弟,终于在曹、夏侯家实力派人物曹仁、曹洪、曹真、曹休、夏侯敦、夏侯渊、夏侯尚过身后大权不得不交到代表世家大族的司马家族。
东汉末年的大乱,造就了全国性的人才流动,出身于世家大族的人才要夺回失去的政治经济特权,中下社会阶层的人才则希望因此展现自己的才华,改变一向以来的地位。曹操身边有以汉帝为首的东汉政府,实际上这就是曹魏政权两面性的辨证统一,无论士人们主观上是向汉还是向曹,在客观上都是不能分开,演义上说关羽提出的“降汉不降曹”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说法。清朝人赵翼在谈到荀文弱弃袁绍而投奔曹操时说“yu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赵的说法不针见血指出了当时很多士人不得不为曹操服务的事实。曹操有“正统”的名分和地位,也有唯才是举的正确方针,具备了其他军阀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他在为社会中下阶层人才打开政权大门的同时也注意选用世家大族,避免了人才的片面性,所以其人才阵营中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曹操的人才中,从老兵中提拔于禁、乐进、典韦等将领,从敌方投降过来人才中起用张辽、徐晃、张邰、陈琳、贾诩等人,从地方豪强中起用李典、李通、许褚、藏霸等,从东汉政府中小官吏中提拔荀文若、荀攸、王郎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郭嘉、程昱、刘晔等。这些人才都是曹家大厦的顶梁柱,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的唯才是举,举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人才,他所不看中的德,也不是忠诚等基本的德行,而是汉儒生所宣扬的“三纲六纪”等。而政权的主要权力所在——军队,一直抓在曹家、夏侯家核心大将手中,所以外姓的大将张辽、徐晃、张邰、于禁、乐进、李典等人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发挥。而曹操对自己的政敌,一向毫不手软,连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荀文若也不放过,所以曹操一直为后世士人所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