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人们在孤独的夜晚梦回校园，仍然会被两种恐惧所支配，一个是“并背诵全文”，另一个就是突如其来的考试。当年他们悬梁刺股，想着能够一飞冲天，逃离无涯的学海，但是当他们走上社会才发现，自己还是摆脱不了考试的噩梦，不管是为生活还是为孩子。
学生家长“伤不起”
最近，有媒体对中国的国际学校进行走访，发现中国的国际学校在2018年招生计划中，仍然安排了对家长的面试。
早在去年上半年，上海市就曝出了这种“学生上学考家长”的问题，不过不是在国际学校，而是在“幼升小”的考核中。当时，有一部分私立小学，在对孩子的招生考察中把家长也卷进来，除了入学面谈之外，家长还要作答类似公务员行政综合能力测试一样的问卷题，还要填写包括一份家庭背景调查表，这份调查表“上查三代”，甚至包括了孩子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这种考核被摊派在家长身上，他们很多年没有再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应付起来很吃力。甚至有学生家长发微博称自己：“愧对小女，愧对列祖列宗。”
事情慢慢发酵，成为了社会热点。最后政府出面，对两家学校的行为通报批评，这也代表了官方的否定态度。
然而社会舆论的风波并没有停息，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在于：教育本来是一条社会的上升通道，学校这样搞“精英教育”，只会更加让“寒门难出贵子”，让上升通道逐渐关闭。
去年这起风波已经平定，但今年看上去还是“旧病复发”了，有人说是“病根”没除：如果不是为了刻意强调“精英教育”，为什么学校坚持要考察家长呢？
观念的问题？现实的问题？
家长极力反对，学校仍然在坚持。这显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而导致的，不能简单地给学校添上“精英教育”或“通识教育”这样脸谱化的标签。所有的问题都是系统的问题，要多角度去考察，考虑各个方面的利害关系，找寻一个各方利益都能满足的平衡点。
均衡性
任何社会的教育资源分配，从地理位置来看，都是不均衡的。优质资源向大城市集中，这是城市化的必然。
但我国大城市的管理，存在不少跟不上的地方。与教育相关的城市运营设施，往往比较受限制。
比如交通，孩子上学，最怕的是离家太远，上学放学在路上花太多的通勤成本，孩子的学习很受影响。
再比如户籍，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解决不了户籍问题，只能借读，或者干脆回家乡去。
本来城市公立学校的资源不足，可以依靠私立学校来补充，但中小城市私立教育机构不算发达；大城市的情况比较像欧美，一些私立学校在教育设施等方面优于公立学校的，虽然学费贵一点，但仍然很受欢迎，于是私立学校学位就很紧俏。
另一方面，私立学校招生一般早于公立，公立学校就成了家长的一个“保底选择”。私立学校可以通过让家长考试来“设坎儿”，刷掉一部分满足其它条件的学生。
肖锋老师向来充满了人文主义情怀，他虽然赞成“有教无类”，但也认为“学生入学考家长”不完全是观念的问题。
分层性
可以看出，入学的需求也是分层的，所以国际学校考察家长和普通私立学校考察家长的动机并不相同。
孩子上学需要家庭的支持，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还有其它方面。国际学校对家庭的要求很高，比如学生申请出国留学，还要在家长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媒体的调查也表明，国际学校更多地考察家长对于国际教育的态度，而非其它。
而公立教育的使命，是要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需要做的是有教无类，让更多人能够实现阶层跃升，就没有必要对家长进行考察。
两种维度，两种思路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好像一切的焦虑都源于“稀缺”，教育资源的稀缺又该如何解决呢？
还是要从“分层”和“均衡”上下功夫。对于精英教育，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交给收费高、服务一流的私立学校，比如国际学校来完成；
解决一般家庭的基础性教育问题，公立学校资源比较稳定，所以应当以公立学校为主，辅以规模灵活的私立学校，同时，政策需要制定合理的监管办法；
对于保障性基础教育，应该以公立学校、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和政府为主，同时加以严格的监管，防止保障性教育资源分配，演化成为寻租的手段。
监管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学生、家长、教师队伍、校方、教育部门、公共舆论六方的信息反馈，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监管成本，而不用把监管责任都推给政府。
城乡资源差距方面，还是应该鼓励城市化和资源集中，这样更加节省教育资源。但是在城市管理上，相关部门要肯下硬功夫，特别是理顺房产、户籍、学位三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