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启对周是有功的。
《史记》说微子启曾“数谏，纣不听”“遂亡”，这个“亡”字呢，是逃亡之意，也就是微子启劝了帝辛好几回，但是帝辛听不进去，于是微子启便逃跑了。微子去哪儿了呢？其实他只是跑到了自己的封地“微”（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而且走的时候带走了商的祭器，也就是祭祀祖先宗庙时所用的礼器，可谓商之社。而他在武王发灭商之后，肉袒面缚地前来乞降：他跪在地上以膝前进，并且左边之人牵羊，右边之人秉茅，如此隆重地向武王请罪，并诉说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其实就是将帝辛与自己划分开来。
说微子启有功于周，便是因此。
微子启是商纣的同袍庶兄，为什么同袍而庶，前文讲过的，此不赘述。总之他的地位很高，他的投降，对周扫除殷顽是有积极作用的；更何况他是带着商的祭器归降，那么就等于是整个商都归顺于周了（虽然是名义上，但已经够了），这对烦恼于如何安天下的周王来说，绝对是个不能再好的好消息。
于是武王大喜，“复其位如故”，仍为卿士，封地应该在今天的山东梁山西北，当然离中原是远了一点。不过还是有机会回归中土的。
但是这个机会一等，就等到了武王去世。接着便管蔡叛乱，管、蔡都是周之重臣，与帝辛之子武庚联合叛乱，最终被周公平定。这样一来商的遗民就没了领导，于是周公想起微子，并将他封在商族的发祥地商丘，爵位为公，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以奉商之宗庙，不绝殷人之祀，建国为宋。微子是个勤政的君主，为宋之殷民所爱戴。
与微子同时被周人称颂的，还有箕子。
他是文丁之子，乃纣王帝辛的叔父，封地在箕（东北地区西部的一个小封国），故名箕子。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商纣不久后果然得寸进尺，大兴宫室，不理政事，荒废国事。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尹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这话当然是后世史书所记。
于是在微子出走，比干剖心后，箕子恐遭毒手，便佯癫发疯。据说他为了抒发心中郁闷，常常操琴，后世名之为“箕子操”。商纣见箕子已疯，便将他囚禁在箕子台（今河南西华县），贬为奴隶。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武王伐纣胜利后，便专门前来箕山来释放箕子，并请教殷商灭亡的原因，但是箕子却不说话。武王站了会，突觉自己失言：箕子肯定是不愿意讲商的坏话啊。于是转而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这才将《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也称之为“法授圣”。
《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相当之高，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
西方同等地位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不过他所建立的，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有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
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即成中英教授（著名哲学家）所说的“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或许这才是西人无法看透我们某些行事规则的原因吧。
武王与箕子谈论后，万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为周平治天下。但箕子早在牧野大战之前，便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意思就是说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也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所以他是不愿作周民的，更何况替他们治理国家。箕子不肯出山，武王也只好无奈而去。可是他会不会再来呢？
于是箕子在武王走后，便马上打点行装，率领一批商的遗老故旧，离开了此地。茫茫天下，何处才能安身。箕子一行浩浩荡荡，一路向东，直到山东胶州湾，再渡海，来到一片土地，创立了箕子王朝，后世称之为箕子朝鲜。和箕子同去的还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五千余人，可谓汇集了当时殷商的精英，而其中最精英的，当然还是箕子。
他在朝鲜建房筑屋、开农垦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并制定了很简单的“八大原则”：
其一，相杀，以当时偿杀。
其二，相伤，以谷偿。
其三，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其四，妇人贞信。
其五，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其六，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
其七，同姓不婚。
其八，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
这八种简单的法律，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相处问题，还把故国的文化传播开来。箕子朝鲜也因此被称为“东方君子国”，他们留下的青铜铭文成为东北亚历史的开端。但出于民族主义等原因，目前有部分朝鲜和韩国的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并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不过每年还是有不少韩国的氏族宗亲不远万里来到当年的朝歌拜谒祖灵。
箕子平治朝鲜两年后，得到周朝册封，于是箕子回中原来朝见周天子。他在途经殷商故都的时候，看见宫室残破、荒凉悲惨，不禁勾起亡国之痛，还作了一首小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个“狡童”自然就是指纣王了。
其实箕子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中华第一哲人，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身处商周政权交替的动荡时代，因道之不得行，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并在治上补偏就正，重视“貌、言、视、听、思”之“五事”，提供给平民上升的通道，选拔良才，凡此种种，使其在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存在。而他的出走，也标志着殷商从此再无“中国”之身份，取而代之的，自然便是八百年之大周。
回过头来我们需要想一个问题：箕子既然愿意授圣，为何不留在故土？
箕子授圣，说明他愿意帮助周人治国，至少也可以说明他对周的仇恨并不是很大。国人重迁（或许商人不是，他们的迁都已“前八后五”），箕子当然也是留恋家乡的，这从他自朝鲜回国便可看出。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干脆就留在故土家园呢？
其一，此时周或许已经封微子于宋，而箕子可能不愿与其同流——商的精英们可能多鄙视微子，因为他曾将商的祭祀礼器送给周王，而作为精英首领的箕子，当然不会“自甘堕落”。这点我们可以从殷商精英大多追随箕子去朝鲜一事看出来。
其二，箕子本身可能也不打算留下来，毕竟他在朝鲜已经做得有声有色。其实周灭商后，商人多有迁徙，近者如箕子走朝鲜，以及南方的苗瑶各族；远者则如美洲的印第安人，甚至玛雅人（当然有些只是推测）根本就是原商人后裔；鉴于商人本就善于精神，习惯奔走，所以身为商人的箕子，大约还是容易放下故土，而另寻家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