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时，北京中国京剧院曾获准在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公演样板戏《红灯记》，同为样板戏经典的《沙家浜》则被拒之门外。为什么?因为彼岸许多人无法接受戏中对“忠义救国军”的历史定位!
前身：“苏浙别动队”不是流氓地痞武装
“忠义救国军”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一支游击武装，受国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管辖，其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一支在淞沪抗战期间有过光荣历史的游击部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8月16日，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奉命赶赴上海组织游击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9月4日蒋介石要求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1个月之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9月4日也因此被定为“苏浙别动队”成立的纪念日。
“别动队”所辖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中：除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上层干部和基层士兵构成上，帮会分子较多以外，第四、第五支队以及特务大队的官兵，基本上都是由国民政府的职业情报人员以及受过国府军事训练的青年、以及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组成。而各部队的中下层干部，则全部是戴笠从各处搜罗筛选而来的青年精英，包括：600多名正规军校毕业的尉、校级军官;100多名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的优秀学员;200多名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高级干部等。即便是在以青帮成员为支队长的第二、第三支队，其下属的大队长、中队长，也已经被戴笠清一色地安排上了黄埔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支队中的第三大队，下属的第三中队，是由共产党人负责组建的。
淞沪抗战 牺牲惨烈
别动队全盛时官兵人数约在万人上下。但成立仓促，只经过短期集训即被派上了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甚至充当正规军加入作战，其牺牲至为惨烈。
如第四支队在淞沪抗战第二阶段奉命至闸北掩护正规军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全员奋力阻击日军进攻，凭借街屋进行巷战，逐街逐屋与日军争夺，全支队2500余人牺牲殆尽。再如松江特训班全班500余人，遭到日军的突然轰炸，幸存学员不足50人，该班学员大队大队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廖曙东，在撤退时跃入一水潭，被日军包围，廖用自己的配枪击毙逼近的十数名敌兵，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扫射下壮烈牺牲。
改名为“忠义救国军”
即便是在样板戏《沙家浜》中，也不得不保留这样一段故事——忠义救国军的胡传魁司令在与日军作战失败，被日军追捕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救助方才脱险。可见这支部队确实是有其抗日功绩的。
“苏浙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别动队改为别动队教导总团，由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实际指挥。
1938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戴笠，要他“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至四月底，戴笠以别动队教导团为基础，广收散兵游勇，队伍再度扩大至万余人。
5月，苏浙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迄1940年夏，忠义救国军扩充到四个纵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8个大队，总人数近3万人，分布于浦东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公路沿线一带。最盛时，忠义救国军曾有10万之众。
“忠义救国军”的抗日历史
关于忠救军的抗日表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写道：“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当年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副主任，该所成立的宗旨是“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基于这一宗旨，中美合作所得美方军事人员曾多次参与组织训练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故而，梅乐斯对该部队的抗日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其回忆曾专辟一章，单独谈忠义救国军的历史。梅乐斯认为，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戴将军就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支为数两万余人，穿着制服，极有效力的军队。他们不但与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养维持的大批伪军，经常保持联络，而且还一贯的得到他们的协助。……在十个月中间，他们击毙了将近一万敌人，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那些在华中受有同样训练的人所有的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的。”
忠救军主要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其活动究竟给日军带来多大的压力，取得怎样的效果?梅乐斯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已磨利了这时正对准指向日均占领区咽喉的这柄匕首。只要忠义救国军有所准备，可以随时出击，日本人便一天不能高枕无忧，不得不保持大批部队，来担任警备。当时便有七个师在其他地方亟需的部队，必须驻守在这一地区，甚至以如此庞大的军力，也还始终无法确定，忠义救国军下一次将在何处发动攻击。”
梅乐斯所了解到，其实只是忠义救国军抗日行动的一小部分。如果说梅乐斯是国民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描述可能带有偏见的话，那么，当年的左翼刊物的报道，应该不会是虚言。
1938年12月上海的《文献》杂志曾刊登专栏特稿，题为《忠义救国军——活跃于东战场上的民众武装》，文章说：“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组织起来了”。文章还对忠救军11月份的战果做了统计，一月内共发生九次战斗，仅l0日一天就有两次。刊物的主编，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阿英(钱杏邨)，其对忠义救国军抗日形状的描述，自然是相当可信的。
但可惜的，国内迄今为止，忠救军敌后七年的抗日行动的全貌，后人暂时还不能看到。
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忠救军被编入交警总队，进入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而死后，这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内日趋没落。1949年5月，国共内战进至上海，交警总队大部被歼。
忠救军、日军、伪军、新四军的“四国演义”
各种大陆史料里，忠救军最大的历史罪状，莫过于其与日伪军的“勾结”。如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道：“‘忠救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基地，以苏南东路为基本活动区域，并与沦陷区日伪势力暗中勾结，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锋的角色。”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1942年6月6日，粟裕曾就“忠义救国军”北犯和南撤经过致十六旅并陈毅等电，电报里提到了这么几个关键信息：
1、忠救军与伪军是合作关系，曾联手进攻新四军控制地区;
2、新四军进攻伪军时，忠救军曾公开出动增援;
3、因忠救军出面救援伪军，而引起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和整顿。
这封电报其实已能够说明忠救军当日在敌后的基本生存策略：抗日、联伪、打击新四军。
其实，在1943年春，戴笠曾公开阐述过忠救军的这一生存策略。戴笠说：“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指新四军)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但利用伪军必须保守秘密，免得敌人发觉，使他们(伪军)受到影响。……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会被别人抓去。”
可以看出，忠义救国军是一支抗日部队，也是一支坚决与中共部队武力对抗的部队。它还与伪军保持着极端密切的合作关系。
没有非黑即白的历史。忠救军与日、伪、共在苏浙皖地区上演的漫长的“四国演义”，该如何评价，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