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记》原著书名可直译为《昆虫学的回忆》，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昆虫记》共十卷，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绝大部分完成于荒石园。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原著内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昆虫的研究记录。作者数十年间，不局限于传统的解剖和分类方法，直接在野地里实地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种类繁多的昆虫进行观察，或者将昆虫带回自己家中培养，生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然后将观察记录结合思考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但《昆虫记》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或百科全书，它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首先，它并不以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惟一目的。除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学识，通过生动的描写以及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笔下的昆虫世界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传达观察中的个人体验与思考得出的对人类社会的见解，无形中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人类思想、道德与认知的准则。这是一般学术文章中所没有的，但却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的是，《昆虫记》不是作家笔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所叙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对昆虫生活的直接观察，有时甚至是某种昆虫习性的细枝末节。其次，虽然全文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性，但并不像学术论著一般枯燥乏味，本书行文优美，堪称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语言朴实清新，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和诗意。作者对自然界动植物声、色、形、气息多方面恰到好处的描绘，令读者融入了19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中。作者在描写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昆虫记》融合了科学与文学，这也意味着它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文学的感性。书中不时语露机锋，提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试图在科学中融入更深层的含义。作品中的理性成分体现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法布尔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中，反复试验，并考证多方资料，对主流学术观点敢于质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尽自己之所能对知识结构不断探索和补充，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不轻易下定论，同时表明自己的怀疑态度与自身的局限。他在观察昆虫之余抒发感想时，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自大，机械化社会的野蛮，话语间时常讥讽人类僵硬不化的成见，并谨慎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冷静的思索。这部作品中的感性成分，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与语言表达上，甚至还反映在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从行文来看，作品充满了拟人化的昆虫生活，从用人类着装来形容昆虫的外部特征，到用婚礼来象征昆虫求偶交配的过程，再到对它们在自然界所做贡献的歌颂，作者的情感随着昆虫的命运而变化。此外，在研究记录之余，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提及自己清贫乐道的乡间生活、所居住的庭院、外出捕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膝下的儿女，乃至他的家犬，这正符合了“回忆”二字，充满了人情味。而作者在研究与思考过程中，使用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活着的昆虫，悉心观察生命，这与解剖分类相比，本身就带上了感性的色彩。他在许多观察之后的想法也无不与生命有关，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上。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感性基调以及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一种对生存的清醒认识；一种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而科学的理性就是得到了这种感性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作者由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好奇，于是在观察中认真体验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并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这继而又支撑了学者一心探求真相的科学精神。如果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作品或一般科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那么严格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法布尔是个博物学家，“非专业”的昆虫学家；其文学手法也不能超越当时所有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人作为观察者，用文学的笔调让昆虫带上了“人性”的色彩，却不足以成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专著。总之，单独从昆虫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都是有局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昆虫记》原著长达十卷，每一卷均由许多章节组成，每一种昆虫所占的篇幅不尽相同，而且有关不同昆虫的章节之间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它不同于小说，不受情节的局限。这种结构体裁，决定了精选本仍然能葆有原作的风格与趣味。
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80年了。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
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昆虫记》卷二)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
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昆虫记》卷二)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
(《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18、19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那些个子小的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儿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了，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我曾看见过它们一点一点儿地乱咬蝉的爪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儿，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这个巨人给这些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它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
(《昆虫记》卷五)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贫穷和偏见困扰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赢得掌声和荣誉，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他之所以执著而艰难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法布尔说：“我是圣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亲手触摸耶稣伤口始信其复活。——编者注)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归顺听从为止。”(《昆虫记》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必须通过反复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究昆虫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质疑权威理论。法布尔在研究树莓桩中的壁蜂时发现，他观察到的事实与优胜劣汰的理论相悖，于是，他戳了进化论一针：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着世界的著名规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这个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它们本应该就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来代替的。……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优胜劣汰规律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规律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这个规律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
(《昆虫记》卷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纪，法布尔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声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给了他勇气。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的《昆虫记》，不仅详尽地记录着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这几章。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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