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的好友杜甫在《酒中八仙歌》这样描绘他的风采。在当时的才智之士看来，李白并不是一般的「神仙」，他是触犯某个「天条」，被玉帝降谪到凡尘的「仙人」。天宝初年，李白被唐玄宗诏进长安，秘书监的长官、诗人贺知章一见到李白，就称他为「谪仙人」，马上摘下自己佩带的金龟换酒共饮。酒不仅造就了李白神仙般的人格，而且催生了美轮美奂的诗篇。酒是李白的个性解放的催化剂，个性的解放又是李白诗歌气势豪迈、意象恢宏的根本原因。李白的诗歌中还展示了他饮酒后的「神仙」姿态，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酒开启了人的自然本性，泯灭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当他独自饮酒时：「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这种情景两忘，自成天趣的境界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醉了的李白有时要与明月为伴，与自己的影子共舞；有时「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有时宣称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襄阳歌》）这是醉鬼的语言还是神仙的点化感悟？
三国魏末，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人常作竹林之游。这七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酒贪杯。其中最为突出的恐怕就是刘伶了。平常他乘鹿车出门都带着酒，随走随喝，还让一个仆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并吩咐他说：「我醉死了，便把我埋掉。」史书上说刘伶家居外出都离不开酒，常常闹病。妻子哭着劝他断酒，刘伶说，要断酒应当在祭祀鬼神之后，在神前发誓。于是妻子准备好酒肉，刘伶跪在鬼神之前自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誓词刚刚说完又醉了。
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几位也与刘伶相去无几。当时朝政昏乱，内斗残酷，阮籍想离开政坛以免祸，但听说步兵厨多美酒，营中还有位善酿酒的师傅，于是便托人求「步兵校尉」一职。阮籍、嵇康等嗜酒不单纯是为了精神上的解脱，更是为了免祸。「竹林七贤」中的许多人都与曹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朝中大权已经掌握在权臣司马昭手中，司马氏残酷地迫害曹氏家族以及与曹家有关系的朝臣。阮籍、嵇康等沉溺于酒，对于世事不闻不问。司马家族要向阮籍家求婚，阮籍大醉数十天，终于把婚事躲了过去。而嵇康就没有这么幸运，终于被司马氏杀了头。可见酒只是一个纸扎的盾牌，是抵挡不住真刀真枪的。
苏轼的诗词歌赋为大家所熟悉。《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赤壁赋》中的「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这些名句把苏轼塑造成为一个酒徒。实际上苏轼的酒量很小，他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中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这种饮酒是与唐代诗人们的豪饮、用大量的酒精以图麻醉是根本不同的。苏轼向往的是品味酒中之趣，得到的是微醺的风味，正如他在《真一酒》中所形容的：「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面皮微红、通身皆暖，渐入骨髓。但这还是浅层次的。苏轼有诗云：「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他借助历史上有关饮酒文化积淀激发的联想，从而获得饮酒趣味。有了这种联想与追求，看他人喝酒也能得到饮酒之趣。他在《书东皋子传后》中说：「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李公饮酒张公醉，能达到这种境界者，恐怕也是古今无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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