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北洋军阀主要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皖系
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
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
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万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直系
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
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奉系
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
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势力分布
直系军阀：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头目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靠山是美国、英国；
皖系军阀：分布在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头目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永泉、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靠山是日本；
奉系军阀：分布在奉天、黑龙江、吉林，头目是张作霖、张学良，靠山是日本。
皖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