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纷扰，人生不易，在人生的旅途中，人大多在得意的巅峰与失意的低谷之间沉浮，如何平稳地把握自己的生命之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说得意与失意是人生的两极，那么得意就是正极，失意就是负极。
作为正极，得意能从正面给人以精神上的“刺激”，使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一诗中唱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当时考取进士之后的那股得意劲儿，从诗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精神一“爽”，便能促使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能够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国吴国名将周瑜在赤壁之战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苏轼在《念奴娇》一诗中是这样描述周瑜的：
“人道是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指挥若定，风度潇洒，确实与他当时事业初成，婚姻圆满给他带来的喜悦心情不无关系。
作为负极，失意则能使人产生精神上的“抑制”，使人心灰意懒，意志消沉。杜甫在三十六岁到长安时，踌躇满志，曾写下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诗篇。但当他没有得到重用之后，便心情忧郁起来，诗中也满含悲愤，如“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可见，失意对人的打击是很大的。
由于得意与失意对人具有一种较大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因而它最容易使人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得意而忘形。古人云：“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有的人一得意，就忘形，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忘乎所以，及时行乐……其中，有的得意忘形者，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本来就胸无大志，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奋斗，一旦有人喝彩，自然就忘形了，就乐不思蜀，不再进取了。有的得意忘形者，是喜欢投机取巧的人，为了得到一时的荣华富贵，靠了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小伎俩侥幸取得了一点成绩，做出了一点事业，就自鸣得意，以为有了炫耀的资本、享乐的本钱；有的得意忘形者，是喜欢趋炎附势的人，一旦攀到有权有势有钱的主子，就狐假虎威，不可一世。
历史上的得意忘形者并不鲜见，但大多以喜剧开场，悲剧告终。北宋时的奸臣蔡京就是如此。他在徽宗当政时四次人相，可谓权重一时，春风得意，但他得意而忘形，大施淫威，害人不浅。待到神宗即位后，他被贬到了岭南，途中死于潭州，殊不知他在八十一岁时也会有倒霉的这一天。
二是失意而失志。这种人大多是意志薄弱者，虽然也雄心勃勃，但一遇到挫折就不知所措；于是，很快就失其志、失其势、失其神了，从此一蹶不振，大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叹。如我国历史上南唐的国君李煜，他在位时，整天沉湎于琴棋诗画、莺歌燕舞之中。公元975年，他被北宋军俘虏后，吓得魂不附体，愁得以泪洗面，更谈不上有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最后被宋太宗毒死。
在人的一生中，要做到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志，首先应把握好得意与失意之间的度。得意也好，失意也罢，在情绪表现上，在所作所为上要做到适可而止，善于自控、自警、自省。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强烈的事业心、自信心和意志力是不行的。
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得意而不忘形的典范。他在清政府中做了一辈子官，但他“抑然”了一辈子，生怕得意忘形。他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他战功显赫，但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而且“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同治三年七月，他打败了太平军，于是又被朝廷加官进爵，他却“弥增歉悚”。正因为他得意而不忘形，所以他武运极佳，仕途顺利，直至寿终正寝。
蒲松龄可以说是一个失意而不失志的楷模。他四次应试举人都名落孙山，但他志存高远，并未因落第而悲观消沉下去，而立志写一部“孤愤之书”。他在压纸的铜尺上镌刻了一副对联，联云：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以此自警自勉。以后，他终于写成了《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巨著，成了万古流芳的文学家。
两位古人的成功之路，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是不无现实指导意义的。我们不妨以古人为镜，照照自己，免得在得意与失意的沉浮中迷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