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十三五规划,我国面临着怎样的国际环境因素

如题所述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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