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区人际交流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川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说法，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移民运动。经过明末的兵燹战乱，四川境内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经过其他地区民众的自发迁徙以及官府的招徕流民，四川人口逐渐增长。湖南和湖北因与四川毗邻，转徙最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谋生的人数在各省移民中为数最多。
来自湖广等地的大批移民，对于四川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种移民潮不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响到广大乡村。
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徙，经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的四川，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成都，字号放账的都是山西人、陕西人，当地人称“老西”、“老陕”，所谓“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从这首竹枝词所述可见，山、陕商人在成都的势力如日中天，一般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本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作为商帮势力繁盛的标志，四川各地的会馆相当发达，而在鳞次栉比的各地会馆中，陕西会馆显得鹤立鸡群。除了大商帮外，钱铺基本上为江西人所垄断。
伴随着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发达，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绍兴师爷就受到成都人的极大瞩目：“安排摆设总求工，古董诸般样不同。美服更兼穷美味，师爷气派与门公。”这首竹枝词，叙及绍兴师爷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与众不同。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