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 中提出绝对成本理论。绝对成本(absolute cost）理论论证了一国只要专门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从而获得总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和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绝对成本说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这种‘双赢’理论对当代各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斯密的绝对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利益(comparative benefits）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建立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前提下，他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homogeneous）产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因此，这一理论又可以称为技术差异论（technological gap theory）。
李嘉图形态的比较成本理论把复杂的经济情况高度简化，他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以许多重要假定为前提的，使得该理论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难以解释比较优势的来源。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 Ohlin）和他的老师赫克歇尔(ELI.Heckscher）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production factor-endowments theory），用在生产结构中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理论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H-O模型。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取决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具有相对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新古典的H-O要素禀赋理论，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方面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克服了李嘉图模型中关于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假定的局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新古典的H-O定理仍然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条件之上。
在H-O模型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因此而提供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H-O模型进行改进，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部分研究者则通过放弃H-O模型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就是在战后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创建的新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这些经济学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和分析产业内贸易，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新贸易理论极好地解释了行业内贸易现象。
其间对偏好（preference）进行专门研究的是林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林达（1961）在其理论中论述了需求偏好相似对国际贸易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影响。两国需求结构的相似，使得两国间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而需求结构的相似，究其原因是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同。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系数k(k∈[0，1]，k不恒等于1），完成了对国际分工理论的发展。正是由于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的改进，促使国际贸易从国内贸易中产生。
在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都假定没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同时以各国偏好相同为假设前提。在此后的理论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及交易效率差异和偏好差异的存在没有被广泛关注和研究。本文尝试着从交易效率、偏好及其相对差异的角度，来探讨交易效率、偏好及其相对差异将对国际贸易分工理论产生何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