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被称作“最难就业季”的挑战再次出现，这一次，909万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优先级不断得到强调。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超过6500万，具体每年新增人数分别为1314万、1351万、1361万、1352万和1186万。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就业市场仍然表现出色。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至2019年，我国就业总人口基本保持稳定。然而，就业结构在“十三五”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为“十四五”期间的就业发展趋势提供了基本的参考。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过去五年中，我国就业结构主要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我国正式进入私营和个体经济就业时代，2019年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比总就业人口超过50%；其次，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2019年已降至2亿以下，其中制造业从业者出现了“西迁”现象并减少；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3.5亿。此外，我国6岁以上总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接近7%，在富裕省份，这一比例尤其突出，例如北京本科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35%。展望“十四五”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我国整体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将进一步增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为了有效应对未来的就业问题，我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激发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活力，并从鼓励创新和创业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2015年，我国总就业人员为77451万人，城镇就业人员为40410万人，而到2019年，尽管总就业人员数量基本持平，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却增加至44247万人。
私营和个体单位在我国就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28077.1万人，2019年这一数字升至40524.4万人，增长44.33%。这表明，2019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突破50%，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这一变化背后有多重因素影响。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私营企业发展活跃，持续壮大。以2020年为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为64516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为14861亿元，同比下降2.9%，而私营企业利润为20262亿元，同比增长3.1%。其次，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私营企业数量因此不断增加；再次，灵活就业和个体就业逐渐成为劳动者青睐的选择。
这一趋势在一些省份尤为明显。数据显示，2015年底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8个省份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增长超过70%。其中，陕西增速超过100%，位列第一，河南、福建和山东四省增速超过80%，黑龙江、河北、安徽和青海四省增速超过7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省份多为此前非私营就业占比偏高的省份。
相比之下，浙江、江苏等私营和个体就业活跃的地区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速并不突出。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些省份在“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优化加速，有效推动了就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黑龙江为例，作为国有经济主导型较强的省份，2015年该省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占比为13.3%，而同期广东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仅约6.3%。到了2019年，受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影响，黑龙江总就业人口下跌，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和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已跌破10%，同时其他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却均增长，分别从2015年的151.6万人、185.5万人，升至2019年的169.8万人、187.5万人。
陕西的情况类似。作为工业发达、大企业林立的省份，2015年陕西就业总人数为207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224万人，占比超过10%。2019年，陕西总就业人数仍为2071万，但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已降至187万人，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非总就业人员）却快速上升到803万人，较2015年的449万人大幅上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趋势在“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发展，一方面随着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观念和选择也在持续变化，包括更加注重就业岗位的创新性和成长性，而非仅仅追求稳定性。
制造业的“减员”现象值得关注。从我国总的私营和个体就业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容纳了最多就业人口，2019年分别在整体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中占15390.2万人和5907.4万人。然而，这两个行业在整个“十三五”期间的就业增长情况并不一致。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增长36.47%，而制造业仅增长12.82%。事实上，如果从城镇就业维度看，我国制造业整体从业者“减员”明显，2015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为5068.7万人，而2019年降至3832.0万人；2015年底城镇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为2770.3万人，但2019年底小幅上涨到2984.8万人。换句话说，城镇私营和个体、非私营的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从2015年的783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6602.3万人，合计降幅达到15.8%。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指出，制造业“减员”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首先，制造业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需要有效增强其支撑能力；其次，我国拥有较全工业产业链，这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依托，需要进一步巩固强化；再次，通常来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如果大量从业者从第二产业退至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将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部工业比较优势的逐步消退，我国制造业从业者也出现了一定的“西迁”趋势。例如，2015年四川省的制造业从业人员为591.23万人，2019年上升至600.62万人；2015年贵州制造业就业人员为850526人，2019年上升到937205人。其中，私营和个体就业者的涨幅明显，2015年贵州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分别为261932人、163735人，2019年分别上升到361293人、280192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北京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者仍然有119万人，但2019年已大幅下跌到只剩86.9万人。当然，也有一些中西部省份出现了制造业“减员”情况，但降幅较小，例如重庆2015年制造业从业者为236.13万人，而2019年下降到221.59万人。
总的来说，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由于成本上涨等因素，我国制造业正出现两股迁移浪潮，一是不少低端制造业外迁至东南亚、印度等地，二是从我国东部内迁至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中西部具备较大人工、土地、电力等成本优势，以城镇私营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平均工资最高，北京达到78361元，天津与上海也达到了66150元和62475元。这一工资远超吉林、青海、甘肃、湖南等地不足4万元的水平。未来，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不能再依靠简单的成本效应进行竞争，而是要依靠规模效应的突破，也就是各地制造业必须打造产业“集聚效应”，以产业集群的模式“突围”。目前，各地也都在积极布局不同的产业集群，以促进制造业做大做强。此外，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越来越大，品牌、技术等都将成为我国制造业“突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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