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有了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演进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永葆青春，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就必须对此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入考察，从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的不断创新。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作宏观把握，无疑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
从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通常指从
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时期的哲学，从整体上说属于上升时期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中有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派别的对立，但它们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哲学不应以“神”为中心，而应以“人”为中心；人可以而且应当凭借本身固有的理性能力（包括经验感知和理性反思）去认知世界。这种理性精神既含有一种以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又与当时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相一致。通过对理性的倡导，当时的哲学家们把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明确区分开来，认识论和
方法论的研究被提到哲学的首位，西方哲学发展由此出现了所谓认识论的转向。这一转向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中世纪哲学的神秘性，对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西方近代哲学同时又隐含了严重的片面性和深刻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原本丰富多彩的“理性”日益走向狭隘化、绝对化。近代哲学家们用“理性”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成了与现实生活和
科学发展相脱节的抽象
形而上学体系。这种体系不仅被当作“科学的科学”，而且被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其次，由于将主客、心物的区分绝对化，近代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二元论。二元论在认识论上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由于二元论将主客分离，主客体的存在都被抽象化，成了纯粹的意识实体或自在的物质实体，由此出发建立的哲学要么是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要么是与人无关的
机械唯物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再次，尽管近代哲学曾倡导“人”是哲学的中心，但是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心灵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上的一个环节。这些都意味着原本具有进步意义的西方近代哲学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对于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早在十七、十八世纪，一些西方思想家如帕斯卡尔、卢梭、
康德等人便已经有所揭示。而19世纪30年代以后，以经济危机的爆发为契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论证不攻自破，因而西方近代哲学在理论和现实上更加陷入困境。这意味着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必需实现新的重大转型，否则，就不能适应现实社会迅速变化的需要，挽救处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资本主义。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中出现的越来越强大的反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反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浪潮正是这种转型的表现。
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在上述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当推以
孔德、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以及
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这两种哲学思潮都产生于19世纪早期，19世纪中期以后广为流行。实证主义反对作为世界观意义的“形而上学”，强调哲学应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典范，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他们被认为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并不笼统排斥对世界观的研究，但认为应当超越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独断倾向，突破以二元分立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界限，转向人的生命、意志、本能等非理性的一面，由此重新领悟宇宙、人生的意义。他们被认为开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先河。由于这两种哲学思潮分别从不同方面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倾向，因此它们在19世纪中期的初步形成，标志着西方哲学开始转向一个与近代哲学有重大差别的新阶段，即现代西方哲学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
100多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划分。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过程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其过渡期，20世纪上半期是其正式形成期，20世纪下半期至今是其批判反思期。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新旧混杂等特征。哲学家们一只脚迈向了现代，另一只脚仍站在近代的门槛上。如他们大都反对实体性形而上学，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哲学应当以人及其活动所及的世界为出发点，但是他们往往又以另外的形式构建同样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而他们对人及其世界的解释最终还是倒向了唯心主义。开创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把反对“形而上学”当作其哲学的出发点，然而却又把实证方法绝对化，将其推及一切研究领域，由此建构出无所不包的实证哲学体系，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恢复了“形而上学”。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奥等国的马赫主义企图克服实证主义的上述“形而上学”残余，但他们用来超越心物、主客等对立的要素论和经验批判主义并未从根本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窠臼。作为人本主义思潮先驱的叔本华、
尼采等则对理性派形而上学大加鞭挞，但他们又都把非理性的“意志”当作世界的基础，因而是以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取代了近代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实在主义等流派，都是在对相关的传统哲学作出某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造时，保留了前者的一些基本前提。
20世纪上半期，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运动的兴起，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方法有了重大变换，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反传统“形而上学”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出现了由近代到现代的整体性转型。
以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
罗素和摩尔对黑格尔主义的驳斥为起点，分析哲学逐渐成为一种显学。然而，分析哲学却是一种包含了不同倾向的哲学思潮。罗素和早期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在美国形成的逻辑实用主义等属逻辑分析学派；摩尔开创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及牛津和剑桥学派发展了其观点。两大派的共同特征是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名取消传统哲学对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研究，将哲学的对象归结为对逻辑语言或日常语言的分析，一切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把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称之为“语言的转向”。
现象学运动始于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方法。后者撇开传统哲学关于主客、心物的二元对立，由意识的意向性直接达到事物本身。意向性肯定意识活动必指向其对象，并不肯定意识的独立存在。它为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梅洛·庞蒂、萨特等
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接受和发挥，由此形成影响广泛的现象学思潮。存在主义哲学家比胡塞尔更明确地要求突破以主客、心物等对立为特征的认识论模式，转向揭示存在物“存在”的意义。由于他们大都从揭示个人非理性活动的意义出发来揭示存在物“存在”的意义，他们的理论因此具有浓重的人本主义的色彩。
这一时期还存在其他许多哲学派别，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前者通过心理学研究揭示了非理性世界的存在及其意义，后者明确地把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研究的主题。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哲学进入对近代哲学进一步作批判反思的时期。这时流行的许多哲学流派大都以批判反思以前的现代哲学为起点进而批判反思近代哲学。后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有广泛影响的流派大致都是这样。这种批判反思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名义下把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引向极端，以致全盘否定了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意义。另一种是企图以重新解释现代性（包含了近代在内的广义的现代）的名义来分别重新认识近现代哲学各个方面的合理性。前一种倾向在20世纪60—80年代往往以所谓
后现代主义的名义出现，后一种倾向表现为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的驳斥。
近些年来西方哲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倾向之一是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由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否定转向与之对话与融合。具有各种西方哲学流派背景的“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大影响。
总之，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化，走的是一条充满曲折的发展道路。从主要趋势说，它们是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迈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但各种西方哲学流派又都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经常因此陷入各种矛盾、困境甚至危机之中。就某些个别和具体的流派说，它们在前进之中往往又有停滞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因此，我们对其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盲目跟随，人云亦云。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大体相适应。后者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它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不断陷入危机和困境；另一方面，为了能继续生存甚至局部的发展，它必须在各方面致力于自我调节。作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也具有类似特征。现实中，它一方面始终处于矛盾和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批判反思力图走向更为完善的现代哲学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拒斥“形而上学”转向重建“形而上学”。
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拒斥，曾经是划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有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甚至把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当作其哲学的出发点。必须承认，这种拒斥对于摆脱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独断性，促进哲学和科学领域内的思想解放的确起过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相继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越来越发现如果继续简单拒斥“形而上学”，他们的理论以及社会道德规范就会失去必要的支撑点，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将被完全否定。这不仅对人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就是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极为不利。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许多西方哲学家提出要重建“形而上学”。
实际上，除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早已提出过要重建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新“形而上学”外，一些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对此也有所省悟。最近几十年来，这种重建“形而上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实用主义、科学实在论等流派更是明确提出要重建一种“形而上学”来作为其哲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在一定意义上，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是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转向现实生活当作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然而，西方现代各派哲学之转向现实生活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他们大都以批判近代哲学脱离现实生活为出发点，但自己又以另外的方式走上了类似的道路。如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分析哲学，在其后期越来越使语言分析抽象化和思辨化，以至成了仅仅为少数哲学教授们关注的学院派哲学。而以关注所谓人的现实生活为己任的存在主义，最后却因使人抽象化而脱离了现实的人，同样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有鉴于此，近年来，西方哲学界重新响起了转向现实生活的呼声。除了一般的哲学研究越来越转向现实问题外，过去被忽视甚至被否定的应用哲学也越来越引起哲学家的注意，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经济哲学、技术哲学等等涉及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哲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各派哲学在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中也越来越注重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即使是那些研究较为抽象的所谓“元”问题的哲学家也同样在考虑如何尽可能避免与现实距离过远。从目前看来，究竟怎样使哲学面向生活？西方哲学家们也还是众说纷纭，但把面向现实生活当作哲学研究的方向，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认同。
第三，由两极对立转向对话和沟通。
长期以来，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对立，在西方哲学界被相当普遍地认可。但是，这两种哲学思潮在体现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有着共同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们都以各自不同方式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正因为如此，无论在欧陆还是在英美，都有一些哲学家努力将它们结合起来并试图超越它们之间的对立。例如，法国哲学家利科就不仅企图将解释学、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融汇在一起，而且特别重视研究和借鉴分析哲学的成果。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的所谓“后哲学文化”，更是超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一个突出例证。尽管罗蒂对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即使在西方哲学家中也遭到非议，但他关于超越两种主要哲学思潮对立的主张，却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趋势。无论如何，现代西方哲学要从整体上超越和扬弃传统哲学方式，使哲学更能适应和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超越和扬弃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立不只是存在于两大思潮之间，也存在于各个思潮内部以及各个派别内部不同哲学家之间。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对立和冲突的状况在某些情况下虽仍有加剧的表现，但毕竟也出现了一些促使人们融汇和超越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形势。例如，过去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不同的宗教哲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相互宽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都有原则性区别，彼此处于对立地位。然而现在二者之间也开始出现了相互对话的形势。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重新研究、认识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并试图从中吸取积极的、合理的因素，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着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基本哲学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者依旧有着原则的对立，但一些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当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根本性的变更，而且承认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家。
综观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预见，在纷纭变化的国际大背景下，现代西方哲学还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这将会给我们提出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密切关注并认真研究西方哲学思潮在当代出现的各种新的变化，又要保持清醒头脑，注意防止西方哲学思潮的强大冲击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即使对那些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发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词，也应当作具体分析。总之，我们应当坚持实践标准，对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有分析、有鉴别地予以梳理和介绍，以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