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行政行为都有相应的相对人，即行政主体的相对一方当事人，通常是指行政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能以民事关系、行政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为中介，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间接的利害关系。如在「判例1」江西某公司诉湖南省商检局案中，鉴定行为直接针对的是提出商品鉴定申请的湖南某公司，因此，湖南某公司是相对人，江西某公司不是相对人。但是，由于湖南省商检局的鉴定行为间接导致了江西某公司的经济损失780万美元，江西某公司由此与鉴定行为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又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乡政府批准吴某建房的行政行为的直接针对人为吴某，而非王某，因此，吴某为该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王某则不是。然而，由于王某对乡政府批准吴某100平方米建房中的3平方米宅基地具有合法使用权，乡政府却将其批准给吴某使用。显然，王某的合法权益受到该批准行为的侵犯，王某因此与该批准行为也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在中国，有学者称这类主体为“暗示相对人”，并认为，如果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直接作用或直接影响明示对象以外的其他对象，而且这些对象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特定的行政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些对象就是行政行为的暗示相对人.同时，也有学者称这类主体为“受行政行为结果影响的相对人”，即行政主体在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没有指向他的目的，但作出行政行为后，该行为在客观结果上却影响了其利益的人。
不管把这类主体称为“暗示相对人”，还是称为“受行政行为结果影响的相对人”，都未能把这类主体从行政相对人的范畴中脱离出来，无法合理地界定其在行政法上的地位，这是欠妥的。因为这类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形式特征上和实质特征上有天壤之别，法律保护两者的合法权益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别（后文将作详述），所以把这类主体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概念中彻底脱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而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则将这类与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称为“第三人”，或者称为“有利害关系者”。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 （1998年5月1日颁布文本）第13条2款规定：“程序结果对第三人有影响的，应其请求亦应通知其为参与人”； 《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对于不利益处分的听证，听证主持人在认为必要时，“对当事人以外之人，依该不利益处分所依据之法令认为与该不利益处分有利害关系者，得要求其参加该听证程序或许可其参加该听证之相关程序。”另外，在美国，将这类主体称之为“间接利害关系人”，在当代，美国行政法趋向于让更多的、实质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公众参与行政程序，有权参与行政裁决正式听证的人，不限于对行政决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明显的当事人，也包括间接利害关系人。
可见，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已明确把这类主体从行政相对人的范畴中摆脱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法律称其为“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者”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这是十分可取和值得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