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如题所述

雷达老师是“中国文学第一评”,被认为是真正理解作家的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质量最高、数量最大,曾经获得“鲁迅文学评论奖”等一系列我们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奖。数量最大,有人统计过雷达的文学评论视野几乎囊括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每一位著名作家。比如,陈忠实、梁晓声、贾平凹、王朔、王安忆、池莉、铁凝、莫言、路遥…等等,一线作家几乎是一网打尽,这是作为文学评论家。
雷达老师作为著名的散文作家,他的多篇散文被入选“百年经典散文选本”,《雷达散文》一书被收入中国“十大学者散文丛书”与余秋雨、余光中等人齐名。
第三个是雷达老师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过著名的足球评论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当时中央电视台特别聘请雷达老师到体育频道和与黄健翔、孙进平(人名)一道评论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名称叫“法兰西猜想”。
三个身份跟雷达老师有很多的联系。今天我们请到雷达老师跟我们做的是关于他作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角色给我们做的讲座,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评委、茅盾文学奖评委雷达老师为我们开讲:《三足鼎立的文化景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小说比较谈》,有请!

雷达:谢谢大家!我在外边站着的时候,听见电台的殷总对我的介绍,很多的溢美之词,其实我尤其害怕人家说我是“中国第一评”,这是八十年代末期港台报纸一个记者写的。实际上我不敢担当这个称号,现在很难说第一、第二。我们现在成长了多少优秀的作家和青年才俊,何况“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个人一旦标榜自己第一,就是等于把自己暴露出来,作为了别人靶子,所以我一向是比较低调的。
来到最浪漫的城市,我认为也是最人文的城市----珠海,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没有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听讲,深圳市民大讲堂我也讲过,人没有这么多(可能当时也有天气原因,下大雨人没有这么多人)。加上我自己也清楚,我不能成为于丹、易中天、余秋雨等等,也不能跟韩寒、郭敬明等人相比,这两种人是现在文坛最著名的人物,一个是文化研究者,一个是青春写手。他们是最知名的人士,所以(我之前想)今天能来到他们的一半人,我就感到很高兴了,我很清醒。但是很意外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听讲,所以我们珠海的组织者还有市民还有读书界和文学界的朋友,他们的人文素质之高吧,我对这一点表示感谢。

这一次讲课,原来珠海跟我联系的时候说要我报题目,我当时报了两个。第一个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第二个是今天讲的这个。开始通知我说第一个是准备在珠海讲,后来临时告诉我改成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小说比较》,我就慌了,就下载了一些网络上我的文章,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讲的。
我今天在南海之滨、改革开放的特区、商业化程度很高、休闲化娱乐化程度很高的名城珠海,来谈论西部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相对封闭的三个“土包子”的作品,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什么意愿?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几个人和我们今天珠海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氛围距离甚远。他们有的写陕北高原的,有的写关中平原的,有的写陕南山地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题目很有意义,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是三位作家对中国的乡土叙事有什么意义?看看他们在中国文坛有居于何等位置?他们的成功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示?还有他们身上还有哪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我想这些的问题通过三个作家的个案,我们可以观察到当今的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这个题目我觉得定得好,促成我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这三个作家都是处在陕西省,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有农耕生活的经验,家中都很贫困,文化程度都不高。
路遥、贾平凹是工农兵学员,陈忠实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先说明一下,我在这边讲他们的特点,绝对不是说学历越低越好,甚至根本不要学历,现在相反的我觉得学养问题越来越制约了他们继续攀登,千万不能要到高中就终结了。同时他们三个人都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这个可以不夸张地说。三个人主要著作发行量都超过百万册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都超过百万了,贾平凹的作品要说超过百万的著作就有争议了就《废都》,大概也超过百万了。三个人有两个人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路遥跟陈忠实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贾平凹固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是他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香港“红楼梦文学奖”,还有法国费米那奖就是女评委奖(作品《废都》)。
这三个人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为什么不是在我们珠海?我不敢预言说珠海以后没有这样作家,但是至少现在没有出这样的作家。也没有出在广东、上海,而是出在陕西。他为什么出在相对封闭的陕西?我觉得这一点足以令人深思。他们有极为刻苦创作精神和极为坚韧的品质。贾平凹开始在农村的时候,他每个月稿子在全国旅行的有30多件。什么叫做旅行?就是他的作品被一个出版社退回来以后,就马上装上另外一个信封继续在别处投递,所以他的稿件在全国不断旅行的。

路遥的死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他累死的,还有一个是路遥的家族有肝硬化史。他两个弟弟跟他差不多年龄的时候已经肝硬化死了,还有一个弟弟现在垂危,他本人也是肝硬化死的,也不排除他是被累死的原因。《平凡的世界》写到最后的下午,在陕西的朋友摆了九桌酒席要给他接风庆祝写完,本来他中午可以写完,但是最后到下午五点还没有写完,别人也不敢打搅他。他写完以后把圆珠笔扔到窗外,大哭一场。当时手全都缠在一块儿伸不开,最后要用热水泡才可以伸直,超强的劳动。
贾平凹也是这样,写《废都》也好,写《秦腔》也好,凡是写重要的作品,他都是闭门谢客封闭在陕西好多天不见人集中写。陈忠实立志要写一部砖头一样厚的书做枕头,作为他一辈子的里程碑。所以他大概四五年时间没有参加任何笔会,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作品,而且呼吸当时文学界最新的空气。他比路遥前进了一步,路遥始终停留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而陈忠实进入了一个文化化的过程,他吸取了当时农耕文学当中有益的东西。他们都有刻苦的精神,他们都有与农民有血缘关系,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有一种生命体验带来的生命知感,在他们最好的作品可以说有“生命写作”的影子。
我曾经提到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同时他们都有文化的“乌托邦”,他们的理想社会是父慈子孝、和睦的农业文化的男耕女织的生活,贾平凹的《商州》就是这样的场面,陈忠实的白鹿村是“仁义村”。陈忠实偏重于儒,贾平凹偏重于道。这三个人都很好,是值得研究的现象。我们现在研究这些作家,任何作家都离不开今天的文化语境,越是这样的文化语境当中我们越是要琢磨他们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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