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的儒学思想后来被很多儒家人士所承袭，其中以孟子的成就昀高，两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有很高的一致性。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孟子幼年丧父，由母亲教育成人。成名后，孟子也效仿孔子周游列国，先后游历齐、宋、薛、邹、鲁、梁等国，宣传他的王道仁政思想。随孟子游历的人很多。所到之处，普遍受到各国君臣的欢迎。孟子曾任齐国卿相，后因与齐王意见不合，遂辞去卿相职位，离开齐国。孟子晚年生活在邹国，不再出游，昀后老死在故乡。
孔丘初创的儒学在内容上比较零散，缺乏严密的论证。子思虽然有所完善，但效果并不显著，孟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儒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以“天”为出发点，以“王天下”为归宿，使早期儒学形成了一套较为细密的治国思想体系。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和子思的“仁政”思想，他把是否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废的高度来认识。
孟子认为一国之君要施行仁政，就要进行“推恩”，即把自己的不忍之心推广到管理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社会的治理。仁政的具体措施，有保民、养民、教民等几项措施，不仅仅要让百姓生存，更要让他们有教养，这样就会确保王道仁政。
孟子提出的一套仁政主张，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重视民心向背，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口号。孟子认为君主想实现仁政，应该以使人民心悦而诚服为目标，国君做出重大决定时，应认真听取国人意见。随着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确立起统治地位，仁政几乎成为所有统治者所尊崇的施政目标。
孟子十分擅长辩论，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在不停的辩论中呈现出来。孟子的“人禽之辨”是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孟子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有此“四心”即为人，否则即是禽兽。孟子在“人禽之辨”的基础上，又与当时的思想家告子等人进行“人性之辨”的探讨，提出“性善论”的观点，而性善论是孟子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
此后，孟子的“王霸之辨”、“义利之辨”、“经权之辨”、“舜跖之辨”等，都是以其性善论为基础展开的，从而构成了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
孟子对于儒家道德哲学有着创造性贡献，他将“仁”推进到“义”，在孔子提出的“爱人”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具体解决了如何爱人的问题。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义合一，居仁由义，是现实的伦理与合理的道德。
从孟子开始，“义”便在道德哲学体系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和标识的道德哲学体系。
孟子将“羞恶之心”提高到“义之端也”，即提高到“义”的根源地位，也就将羞耻心与道德直接同一，将它当作道德的现实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基础。孟子特别强调“耻”对于德行的重要意义。他说：耻之于大人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外，孟子还强调说：人不可以无耻矣，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强调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重要性，鄙视依附权贵、屈服威势的行径，他鼓励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崇高的思想境界。在面对强权威势时，要宁肯舍生取义，决不改变人生信念。
孟子还深化了孔子提出的性与天道，为儒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并首开儒学哲学化先河，使之成为宋明理学探讨的中心问题。
儒家主要重视追求人生的价值，孔子一生积极倡导和孜孜以求的就是要通过道德培养，以求得理想人格的完善与实现。孟子发挥了这一思想，着力探讨道德的社会作用和道德的修养问题，提倡理想人格的培养，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命题。
孟子思想中也蕴含着五行学说，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圣”就是五行。“圣”是什么呢？就是“诚”。孟子说“圣人之于天道也”，“诚”就是“天道”，“圣”就是“诚”，就是中道。
子思首先提出“诚”的哲学概念，它是居于五行之中央位置的。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把“诚”发展为“圣”，并使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定型为“仁”、“义”、“礼”、“智”、“圣”。
子思和孟子还认为，在“仁、义、礼、智、圣”这五行之中，“仁、义”是一组，而其中“仁”又是根本的。“智、圣”是一组，其中“圣”更高明。这两组中，前者又是根本，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解和力行。
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仁、义、礼、智”四行，以人为对象，而“圣”独以天道为对象。总之，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把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内容，把过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唯心主义化了。这种思想对阴阳家有很大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学说、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为“亚圣”。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