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的传统最早源于汉朝。日本年号的使用借鉴自古代中国，其最早的年号出现在7世纪。公元645年，日本发生宫廷政变，中大兄皇子领导的改新派在政变成功后，拥立孝德天皇（日本第36代天皇）掌权。孝德天皇效仿中国的年号传统，以“大化”作为年号，开启了日本年号的历史。
“大化”两字来自中国《易经》中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阴阳相动，万物资胜。”还有《宋书》卷二十中的“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日本神话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的“神武”两字也出自此章）。此后几十年，日本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年号，直到701年，即文武天皇5年，以年号“大宝”为起点，年号才作为日本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延续到今天。
在日本历史上的两百多个年号中，有些年号跟中国古代王朝的年号一样。比如日本第56代清和天皇（在位858年-876年）的年号为“贞观”，与中国唐朝唐太宗的年号不约而同。再如第96代后醍醐天皇（在位1318年-1336年）在1334年将年号改为“建武”，这正是中国东汉王朝光武帝的年号。
日本的年号每个字都取自中国古籍。比如明治时代的“明治”两字取自《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对于年号变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范，虽然一般情况下，新天皇即位才改变年号，但也出现过因其他原因而改变年号的情况。比如明治天皇之前的考明天皇，从1848年2月到明治天皇即位之前的1865年，在位17年，自己就换了6个年号，依次是：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応。考明天皇频繁改元的原因大致有几种：遇到喜庆吉祥之事以示庆祝;遇到地震、瘟疫等天灾，改年号以求转运;受中国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并参照《易经》中“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一说，遇到甲子、辛酉岁次时就改元，以祈求国泰民安。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在“明治”这个年号公布的同时，日本政府才颁布了“一世一元制”，规定此后只有新天皇登基时才能变更年号。
日本目前的年号“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取其“内外、天地都能够平和、成功”之意。“平成”这个目前的年号，在近代考明天皇庆応改元时，也是一个年号候选方案，不过最终没有被采用。
年号正式公布前“见光即死”
日本年号的每一个字的选择都非常考究，极其慎重。根据日本1979年颁布的《元号法》，如果天皇退位，年号也必须改变。按照日本政府规定的年号选定程序，日本首相需要钦点数名精通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等领域的学者，让他们提出两到五个新年号作为候选方案。新年号只能两个汉字，每个字必须易读，且在历史上的年号中没有使用过。备选方案在经过参众两院的商量，最后由内阁会议决定“胜出”方案。2016年8月，明仁天皇萌生退位意愿之后，日本政府就已开始着手委托有识之士进行年号选定工作。
在日本，年号事关重大，有着祈祷国泰民安的象征意义。由于提出年号方案的学者，都是文史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大多数年过古稀，如果在新年号公布之前不幸去世，其提出的方案也将不会被使用，需要由内阁会议重新决定。
日本内阁还很重视新年号公布前的神秘性和权威性。1926年圣诞节，大正时代结束。日本政府一开始确定的新年号是“光文”，而不是“昭和”。因为日本政界和学者大多认为即将到来的新天皇时代应该以“文”治国，以“文”服人，日本必须文化立国并将“文”发扬光大，于是将“光文”作为新年号的首选。
“光文”两字出自中国唐朝诗人皇甫威《回文锦赋》中的“於是披阅风前，光文灿然。百花互进，五色相宣。”然而，就在大正天皇逝世几个小时之后，东京《每日新闻》等报纸就抢先把从内部人士获悉的新年号“光文”公布出来。这件事让日本皇室大吃一惊，也让内阁议员颜面扫尽，只能对外宣布新年号“光文”为假新闻，并在随后紧急将新年号令定为“昭和”。
“昭和”两字来自《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离旧邦，其命维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不知道年号在历史中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曾经立志“光文”以文服人的日本政府，在改名“昭和”以协和万邦之后，也走上了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的对外扩张道路。“昭和”这个年号从1925年到1989年，一共存在了64年，是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年号，也在日本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由于年号在日本社会中被普遍使用，所以提前公布新年号可以减少对公共机构和民营企业造成的影响。比如，日本目前的驾照有效期仍使用“平成”进行标记，在更新驾照时可能因为更改年号而造成麻烦。另外，如果年号公布太晚，处于制造过程的日历厂家将产生巨大的回收成本。因而，在新年号公布之前，一般情况下，日历厂家、司机和IT人士对新年号的发布时间最为关注。按照日本惯例，日历生产厂家都是提前两年开始设计、制作新日历，而且一般都在11月份进行。随后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推广、收集预订者数据。因而，2019年元旦明仁天皇将退位，到时将沿用新年号。如果今年新年号迟迟不公布，日历厂商就难免十分着急。如果公布的时间太晚，就会影响日历制作到销售的流程。在昭和年代末期，由于裕仁天皇的身体不稳定，新年号长时间无法发布，就发生过日历制作被迫停止和紧急启动的情况。
与之前天皇逝世不同，本次明仁天皇是生前退位，所以会提前确定新天皇即位时间。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皇太子继位时间定在2018年12月。根据日本媒体的预测，日本政府将在德仁皇太子即位前半年至数个月前公布新年号，即2018年6月左右，以确保日历等出版物和使用年号系统的机构单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年号更改引发的问题，从而避免影响国民生活。
日本年轻人的想法
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选定取代“昭和”的新年号时，日本政府委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史专家山本达郎和中国哲学专家宇野精一、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文学专家目加田诚、著名阴阳学者（古代称为阴阳师）安冈正笃等人进行选定。最后提出了“平成”、“修文”和“正化”三个方案。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当天，日本政府在之前召开的一系列“有识之士会议”以及听取了众参两院正副议长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内阁会议将山本达郎的方案“平成”确定为新年号。
实际上，不单是日本的年号，“天皇”的称呼也深受中国的影响。根据史学家的研究，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受到唐朝皇帝唐高宗的影响。公元674年，唐高宗给自己和武氏皇后改变了称号，皇帝改成天皇，皇后改成天后。《资治通鉴》解释了唐高宗换称号的缘由：“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的“天皇”称号因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天皇”、“天后”的影响而产生。也有一些史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隋朝隋炀帝时期，公元607年、608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呈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西皇帝”的说法，这是日本君主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天皇”自居，也是有关日本国号起源和统治者自称天皇的最早文字记载（《隋书·倭国传》）。但中国历史上一直称日本天皇为倭国王，直到清朝末期同治年间才跟着称之为“天皇”，不过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天皇的称号才广为人知。
年号在日本具有某种时代划分的功能。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继承皇位，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宣布将年号“昭和”变更为“平成”，日本也从昭和时代进入了平成时代。
日本每个年代都有一些不同领域公认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在日本歌坛，滨崎步、宇多田光、仓木麻衣就被称为“平成三大歌姬”。看过动漫《名侦探柯南》的动漫迷也知道，工藤新一被称为“平成时代的福尔摩斯”。
在国内网络上关于日本近代几个时代的评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明治养神，大正养士，昭和养鬼，平成养猪。”虽然这样的概括过于笼统且有失偏颇，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日本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明治时代（1868年-1911年）具有改革和前瞻精神的人士让日本走上了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让民主主义思潮席卷日本各个领域;昭和时代（1926年-1989年）前半段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后半段走上“经济主义”道路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平成时代（1989年- ）大体上是日本经济逐渐衰落的时代，经济萎靡带来各种问题，宽松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被称为“平成废宅”的年轻人，都让平成时代被视为日本近代之后相对平庸的时代。
“如果时代有颜色的话，你觉得昭和和平成分别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不少日本论坛上出现过的问题。有人说昭和时代大家都还用黑白电视机，所以昭和是黑色的;有人说昭和时代日本国民都奋发向上，就像太阳橙色的光芒，昭和应该是橙色的。不过，对于平成时代的颜色，很多日本年轻人都认为是一种灰暗的色调。
为了改变平成年代灰暗的形象，在最近日本网络上，不少日本年轻人积极地给出了自己所期望的新年号。以下是一些得票最多的“新年号”。
安淑：理由是，感觉平成时代是一个无情事件多发的时代，地震、洪水这样的天灾很多。所以，希望下一个时代，不愉快的事情能够少一些，大的天灾不要那么多。好期待一个安心、美丽的世界。
中央：理由是，让日本站立在世界中央！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大学的名字（日本有一所中央大学），但是“中央”听起来真的很好！
和光：理由是，和平的“和”跟“光”组成的年号。让人能憧憬光明的未来。和平之光的意义，让人感觉非常积极。每次听到“昭和年代出生”这样的话，就感觉是旧时代的人，有代沟，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不知不觉就跟他们有了同样的思维，想到这个就伤心。还是希望平成时代能够继续。
共立：理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站立起来，共同奋斗！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越来越孤独，跟以前比起来，跟周围的人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是，试想如果能这样改年号的话，那“共立”就真的太棒了！
辉光：物体不能漂浮起来，但能发光的话，也会令人欣喜。随着时光流逝，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就是新年号的时候了。到时会期待日本运动员获得奖牌，也会好奇那时候日本还能不能继续发展？各种意义上的辉煌都越来越多的话，那真的太奇妙了。最近负面的新闻、让人不安的东西很多，很希望日本能有个光明、进步的未来。
从公元701年日本政府正式确立年号制度之后的“大宝”开始，到今天的“平成”，日本沿用年号这一传统，共持续了超过1300年。在清朝覆灭后，日本也成为亚洲唯一仍使用年号的国家。算上“大化”之后断断续续的一些年号，日本历史上一共使用过247个年号。
虽然2018年日本公布的新年号是什么对我们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不过了解日本年号的来龙去脉之后，到时留意一下新年号出自哪一本中国古籍，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5月30日，为了庆祝《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在中国出版，该丛书的出版纪念暨座谈会于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新文科大楼举行。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哲学与法政学院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石立善主持，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水上雅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唐云松，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张自慧、陈泽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但诚等出席座谈会。
《年号之部》书影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是一套日本汉学大型丛书，收录古代、中世至近代的珍贵而稀见的汉学原始文献。率先出版的《年号之部》共五册，5000页，收录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历史年号珍稀文献九部的写本，均为史上首次公开。《年号之部》据文献性质，类分为四集：第一集《年号勘文基本资料》、第二集《年号勘文补助资料》、第三集《年号故实书》、第四集《年号术数类相关资料》。收录《元秘抄》、《元秘别录》、《迎阳文集》、《改元六十字部类》、《元号六十字之注》、《改元物语》、《革命勘文》、《三革说》、《革命勘文》等典籍。每部典籍均按原书尺寸高清影印，并由中日学界十名一线学者撰写了详尽的《解题》，介绍作者、内容、成书时代、版本及学术意义，解题语言使用中文、日文双语。学术团队历时四年多时间，赴日本各地调查相关原始文献，撰写解题，展开各项研究。
座谈会现场（圆桌左一为水上雅晴，左二为但诚，右一为唐云松，右二为张自慧，右三为陈泽环）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张自慧代表校方，对水上雅晴、石立善两位主编及其学术团队的辛勤工作表示了肯定和感谢。他表示，扎扎实实地长期从事汉学基础研究终于开花结果，厚重的五大册书籍所体现的学术贡献和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广泛的，期待《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后续的研究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唐云松表示，继去年该社出版的石立善、周斌主编《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30册之后，非常荣幸地又推出了《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这套大部头，这是基于该社的出版理想，从中外最基础的文献着手，梳理学术源流，为中外学术交流和文化交融的探索，以及形成新时代具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
水上雅晴从出版缘起和出版意义两方面介绍了《年号之部》。他介绍道，日本国内收藏的汉籍古钞本、宋元刊本等已经大量出版，但是值得出版的文献仍有不少，年号勘文资料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从西汉开始使用年号，随后此项制度辐射至东亚各国，日本即从八世纪开始使用年号至今。年号本非日本史的研究热点，由于现在在位的平成天皇考虑退位，一旦退位，日本就将迎来新的年号，因此近期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本丛书收录的“年号勘文”就是在朝廷内审议新年号之时由数位文官进呈的文件，文件上写有若干新年号案及其出典。由于日本大多数年号都有汉籍的出处，日本早期年号勘文自然收载着“写本时代”的汉籍文字，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本的断圭碎璧。据《年号之部》第一集所收菅原长成《元秘抄·年号引文》的调查，十三世纪以前所有年号勘文中引用的汉籍种类超过七十，且多来自于写本。菅原乃十三世纪人，其本人所见、所引汉籍当为宋代刊本，故其文献价值非常之高，可以想见。
高辻（菅原）长成《元秘抄·年号引文》所载十三世纪以前年号勘文所引汉籍一览
水上雅晴结合一例年号勘文进行说明，文章博士菅原长成提出了三个年号备选，分别是时安、宽安、享禄，它们分别典出《周易程氏传·大有卦》、《毛诗注疏》、《周易程氏传·大畜卦》。参与改元审议的一些大臣公卿保存了年号勘文与改元记录，随时编成年号勘文，世代相传。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籍旧钞本的文本与异文、汉籍佚文、汉籍在古代的流通情况、日本人接受汉学知识的情况，以及日本近世以前政治、学术、文化、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方面的活动。例如柳原忠光在北朝永和（1375—1378）改元时勘申“年号勘文”，年号案之一是“宽永”，引文则如下：《毛诗》曰：“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矣）〔当作“矢”〕弗谖。”注曰：“硕，（人）〔衍字〕大；宽，广；永，长；（矣）〔当作“矢”〕，誓也。”（《元秘别录》第五册，14B）其中的注并非是毛传、郑笺等古注，而是南宋朱子的《诗集传》，后人或许可借以了解宋代理学传入日本的情况。
水上雅晴举例的年号勘文
关于本丛书的编撰和出版意义，日本史学界老前辈、年号研究第一人所功教授在丛书卷首《贺词》中说：“在日本对年号的个别研究并不算多，关于年号的综合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可以说迄今只有80几年前的昭和8年（1933）森本角藏先生的《日本年号大观》而已。主要原因在于调查极其庞大的史料并非易事，解读难解的汉文资料而研究之，对日本人来说，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水上教授的团队选出年号史料之精粹而影印之，对所收录各种文献附以专家之解题，类编成丛书，这项出版事业无疑是一项空前之盛举，对日中两国的汉学研究及汉籍研究者确有深远之贡献，不仅如此，历史、文学、思想等领域的日中学者若善于利用此丛书，则可使研究范围扩大而深入。”
石立善阐述了《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所填补的几项空白。第一是文献发掘的贡献。本丛书所收录的文献均是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贵重写本，内阁文库是年号资料的重要集聚地，所藏资料大多原为江户幕府之旧藏，江户幕府干预朝廷主动要求改元，显示其权威，因此搜集了大量的年号资料，但由于家传、秘藏等原因，历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文献徵引的典籍版本形态多样，很多是处于雕版印刷流行前的“写本时代”的典籍。
第二是本丛书与中国古佚典籍的关系。如唐代武则天召集文人编撰的《维城典训》二十卷，早在五代就已亡佚，我国古籍全然不见徵引，而本丛书就载录了该书一些佚文，从而可以窥见其体例和部分内容。又如《元秘抄》很可能保存了唐代封演《古今年号录》、后蜀杜光庭《年号类聚》以及宋代宋庠《纪元通谱》、侯望《古今年号録》等中国古佚年号文献的框架和遗影。另外，年号书籍和纬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第三则是本项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还与现实接轨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去年9月12日到10月22日，研究团队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合作，策划举办了“年号与朝廷”特展，本次展览不仅是日本国内，也是全世界首次举办的以年号主题的展览，引起了《朝日新闻》等一些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追踪报道。同年9月在特展期间，馆方邀请了所功、石立善、福岛金治、水上雅晴等4位学者分别做了专题讲座，吸引了300多位听众报名，现场座无虚席，体现了日本民众当前对年号和相关制度、文化的热切关注。同年10月，水上雅晴还策划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来自日本史学、国语学、日本汉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科技史、出土文献、朝鲜史等各领域的学者20余名参加会议，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石立善表示，该丛书不仅仅限于日本汉学，其实和经学、史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还可以从中考察中国古籍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期待该丛书在中国也能得到更多领域的学者以及读者的关注、阅读及利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但诚介绍，2001年日本学者野间文史先生在评议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标点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时就提出过中肯的建议，他列举了阮元校勘记之后出现的多种校勘成果，主张整理过程应当全面吸收之。其中，加藤虎之亮的《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代表了汉籍东传后日本汉学家校勘整理中国古代经典的最高水准”，经由石立善教授介绍引进，已于2016年在国内出版。今天，石立善教授和水上雅晴教授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的《年号之部》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四库馆臣评价类书的时候说：“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年号勘文是一种特殊的资料汇编，是“典型”类书以外，后人得以窥测失传古书面貌的富矿，对校勘古书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这些勘文资料保留了写本形态的诸多细节，为探求古籍注疏方式和学术传播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这些资料原本庋藏高阁，现在可以轻松被各国学者利用，相信会对中日两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更多便利。
部分 与会学者合影：但诚、水上雅晴、石立善、唐云松（左至右）
来源：凤凰网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