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和西域统治者的多元文化政策对于文人画的影响

如题所述

蒙古和西域统治者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使不同的艺术风格能够在元代得到自由的发展,其中喇嘛教的艺术更是独树一帜,成为和汉地文化相抗衡的特殊成就。赵孟俯是元代绘画革命的主将,他自称是“三教弟子”,在艺术创作中,运用释、道、儒三教文化的思想,渗透于笔墨间,特别是在人物画的精神面貌和寓意性方面作了深入的开掘。使他笔下的形象充满艺术感染力。赵孟俯在1304年所画的《红衣西域僧图》的主人公就是西域僧人胆巴喇嘛。“元四家”中的黄公望(1269—1354)以民间宗教的特殊精神,把佛教、道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在视觉艺术上。在他的《写山水诀》中,专门讲了山水画的四种禁忌:“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他以僧俗式的生活,相容社会各种成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体验。使绘画创作保持了高尚的精神理念,闪耀出夺目的光芒。他创作的表现苏州景色的《天池石壁图》和《丹崖玉树图》以简略的勾勒之笔,造成了“景繁笔简”的艺术效果。用墨青墨绿混合皴染,在浑厚中形成了虚空灵动的艺术效果。开创了文人山水的新格体。在“元四家”中的另一大家吴镇,称为梅花道人,又是梅沙弥或梅花和尚。所画《墨竹谱》,把佛道思想融于画法实践的尝试,把画家对儿子的言传身教,用墨竹的形式表达出来,富于禅意。在元末四家中,个人面貌最突出的是倪瓒,他强调绘画的“清”“俗”对立。“俗”是作画的大忌。其性高洁,一生都在太湖一带过漂泊的隐逸生活。来往于寺观庙宇。类似出家人一样的生活,洁身自保,由于他在看待身外之物方面超凡脱俗的态度,保证了他在艺术方面的极大成功。倪瓒的出现,使中国文人画最重视的画家人品问题,有了新的典范,把画品和人品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画以人传,这就是元画之所以成为宋画之后又一个高峰的思想基础。在倪瓒所画的山水《六君子图》中把“无人山水”和“有我之境”的问题。表现得很精彩。六株不同品种的树木构成了画面的主体,隔著空矿的江面,和画面上方的远山相呼应。这是倪瓒最典型的构图。体现了“阔远”的特点。以松、桧、柏树等象征文人的性格,这比添上人物还要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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