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写于1837年，和同年写的另一起童话《海的女儿》合成一本小集子出版。这时安徒生只有32岁，也就是他开始创作童话后的第三年（他30岁时才开始写童话）。
在安徒生的故事中，皇帝之所以要购买这件神奇的新衣，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用更简便的方式来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这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极其类似。意识形态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被创制出来，旨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样，当皇帝听到达件神奇的外衣时，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想法是利用它更好地治理国家。“穿上它，我就可以明确判断文武百官是否称职；更可轻易辨别智慧圣贤和愚人腐才。”虽然皇帝热恋新衣，但是他渴求这件衣服的最根本驱动力是用更简单的方式治理人民：轻而易举地享有最高权威却不必过度地为国操劳。意识形态的运转方式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公民认为自己遵照上帝旨意而行事，实际上，他们遵从的是牧师和暴君。”换言之，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骗子们一样，通过制造出一些“美丽的谎言”，国王可以牢牢控制他的臣民。正因如此皇帝才理所当然地决定：“我应该预订，让他们开始纺织布料”。
其次，统治阶级把选定的意义当作真理，进行公开发布和流通运行，其中存在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步骤和过程。为了检查那块神奇布料的生产进度和验证骗子言语（谎言）的可信度，皇帝派出了忠心耿耿的阁老大臣，因为“他才能出众，最有可能看见那块布料；身居高位，游刃有余，合格称职，无人能及”。为了掩盖自己的“力不从心”位高权重的大臣不得不承认布料美丽非凡、无与伦比。这意味着谎言布料首次得到了以钦差大臣为代表的官方的认可。意识形态由一套复杂观念和成，旨在控制人们的思想，更有繁复细节使之看来其实可信，这与新衣布料如出一辙：“他们（骗子）详细列举出五颜六色的布料色彩，仔细描述着别具一格的特别样式。年迈的大臣聚精会神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儿可以照样背出”。[2]
第二位高官的再次造访进一步证实了谎言的确实可信。在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皇帝“选定—群官员”，“陪同自己前去访问两个狡猾的骗子”，作为政治意义的发布者和捍卫者，皇帝评论道：“很漂亮。我极其满意”。至高权威表达了无上赞赏，随同大臣自然是赞美有加。同样，欺骗的思想新衣如同意识形态，被制造出炉而且得到了官方认可。“全体随从们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并没有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然而，他们与皇帝一起惊呼着：“哎呀，真是美极了。”统治阶级内部就这个虚假的谎言达成了共识，随后，这种官方认可的真理将在百姓之间进行流通循环，并且以此来塑造公民。“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美妙绝伦的布料做一套衣服，然后穿着它去参加即将到来的游行大典。”故事中的游行是核心策划、用以展示官方意志的仪式。“典礼官说：‘陛下，华盖已经准备完毕，您可以在游行大典中使用了。’然后皇上在庄严漂亮的华盖下，昂首阔步地行走在游行队伍中间。街道两旁的公众及屋里的人们都高声欢呼着。”具体可见的华盖也为新衣所代表的无形的理念（蠢材无法看见）增加了可信度和权威性，因为“二者（新衣和华盖）都是伪造之物，只有‘懂行之人’才明白它们的价值”。[2]
最后，国王意识到了新装不存在，而且从公众那里得到了证实，“因为他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那么皇上会宣布撤回对新装的溢美之词吗？会公开承认自己对这件事的错误判断吗？从更广的范围来讲，阁老大臣和其他内阁高官会为他们所犯的荒唐错误而集体向民众公开道歉吗？换言之，统治阶级会承认他们奉为真理并使之流传的意识形态外衣所具有的欺骗性吗？一个不得不强调的因素就是，这是一个政治事件。米歇尔·福柯在《真理与权力》中对真理有一个极其精彩的定义：真理并不是取决于陈述的内容，而取决于何人所说，在何种情景下所说。因此，在盛大庄严的游行中面对街道两旁热情高呼的民众，作为“社会意义的捍卫者和保证人，皇帝所说的话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是真理。正因如此，皇帝想：“游行必须要继续下去。”。因此他摆出一副更为骄傲的神气，而内饰们手中托着那条并不存在的后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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