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大街成了飞机跑道
2007年10月份，石家庄的中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穿梭在双向六车道的路面上，作为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之一，这条道路已经过了数次的修整和扩建。
对于这条道路，曾经是老地下工作者的河北省电子工业厅（现信息产业厅）离休老干部武鸣岐还是相当熟悉的：“60年前，石家庄最宽的路就是中华大街了。1942年，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这条路，当时，石家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路中间还有花池和绿化树，起名为日华大街。日本人投降后，这条路就被改名为中华大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大街与现在相比，虽然繁华程度及路面状况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但路的宽度和现在差不多。”
而1947年10月的一天，宽阔的中华大街上突然尘土飞扬，多了许多施工机器以及从各处征集来的民工，武鸣岐回忆说：“中华大街中间漂亮的水泥花池子和绿化树被推倒了，一种机器（我也叫不上名来）正把街上的土犁松。然后，有好多军用卡车拉来了白灰、黏土，撒在路面上。压路机又将路面轧平。”大约10天之后，中华大街就变成了一条一马平川的平坦大道。
彼时，刚刚转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修理部当修理工不久的武鸣岐，正在修理部悄悄地注视着中华大街上的这些变化。中华大街与兴凯路交叉口东南角的灰色小楼，原来也是一家汽车修理厂，武鸣岐曾经在那里当修理工。在小灰楼上班时，他每天都要路过中华大街。
很快，武鸣岐从国民党士兵那里听说：“施工的中华大街，是为飞机做临时起降跑道的。”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留守石家庄的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坐不住了，如果外围的石家庄机场被咱们的部队占领了，刘英就能利用中华大街做临时飞机跑道，石家庄也不至于与外界失去联系。也有国民党士兵说，实际上，这也是刘英为自己修的一条逃跑通道。”紧接着，武鸣岐搞清了这条临时跑道的情况：“跑道北起兴凯路，南到现在的槐安路一带。”
2.焦躁不安的国民党士兵
就在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忙着在中华大街修建临时飞机跑道时，武鸣岐那些日子却一直在为一件事情暗自高兴：“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役中全歼罗历戎部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石家庄，那几天，我感觉石家庄的气氛都紧张起来了。”修理汽车的闲暇时间，武鸣岐也在观察着石家庄的其他变化：街上闲逛的国民党士兵少了；巡逻队上街盘查路人的次数多了；内、外市沟的路卡盘查严格了；商店里的生意显得萧条了。
而武鸣岐所在的汽车修理厂里，也有了变化：“那时候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叫史凤山，也是修理厂的车间主任，他开始天天催促我们加班加点修理汽车，说是‘以备急需’。”从来往修理厂的国民党士兵和军官的表情和谈话中，武鸣岐得知，国民党部队早就预料到了八路军清风店战役后会趁热打铁，挥师南下解放石家庄。面对几乎可以预知的结局，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显得焦躁、无奈和畏惧。
对于这一点，现在家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小西帐村、已经87岁的王士林老人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当时，他就在国民党的还乡团里：“八路军打到石家庄附近的时候，我在的那个还乡团就准备撤回到外市沟里面去了。”60年后，王士林坐在自家给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国民党这边的兵早就害怕了，都没心思打仗。”老人说，当他们第一次在外市沟见到“共军”时，军心就已经散了：“我们都是当地的农民，从来没有打过枪，看到眼前黑压压一片都是准备攻城的八路军，大家都在盘算着怎么逃跑。”而以后的事实的确做了证明——在当年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轮炮火之后，王士林所在的还乡团就跑得几乎一个人不剩了：“大伙都把武器一扔，然后就趁着天黑跑到了（石门）市里头。我也是一枪没放就跟着跑了。在石门有亲戚的就躲到了亲戚家，没有亲戚的就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时任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团副的道家训也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形容：“清风店战役，立时震惊石门。被俘官兵时有被释回石者，到处宣扬八路军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不打不骂，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并给路费……使三十二师官兵厌战情绪越发严重。师长刘英更是坐卧不安，他把主力全部调到市内，造成挨打局面。”
整个石家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武鸣岐的心中却充满了胜利前的喜悦。他不动声色地一边搜集着周围的一切情报，一边指挥着修理厂的几名修理工人消极怠工，不让国民党部队送来修理的汽车按时开出修理厂。
3.地下党紧锣密鼓
其实，攻打石家庄，早就在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计划之中，只是，在清风店战役之前，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这并不是说，野战军攻打石家庄是清风店战役取胜之后的“临时起兴”。
“因为，早在国民党部队占领了石家庄之后，上级就不停地下命令，让我们了解敌情。”60年前还在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武鸣岐回忆说，到了1947年6月份的时候，他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他有目的地了解石家庄的具体情况：“包括兵力部署、敌人重要地点的位置等内容。”
而60年后，武鸣岐已经82岁，老人家在自家的书房里，对记者讲述当年送情报的紧张危险时，还能面带微笑：“我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修理厂的工人，每天要上班，所以只能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的晚上送情报，有的时候还送药品、送军用电池，我就在药品、军用电池上盖上一些蔬菜，掩人耳目，出了石家庄，还得爬过一道山才能到我们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来，我和石家庄西南角上的国民党守敌混熟了，带东西也方便了，他们一看是我，就胡乱地看看、翻翻，也不细查。”
时间到了1947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武鸣岐已经在石家庄零零星星地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敌人据点间的距离、兵力配备、军部位置等情况。说起怎么搞清楚各个据点和其他重要地点的情况的，我们还是动了脑筋的。”武鸣岐老人说到这里，就不停地比划上了：“我们以当时工作的修理部为中心点，以中华大街为中心轴，然后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往四面八方去测量各个据点距离这里有多远。这距离怎么测呢？我们不是给敌人修理汽车吗？汽车修好了，需要试车，我们就朝要测量的点开过去，利用车上的里程表得出距离。”
就靠着这些情报，武鸣岐和同做地下工作的田清泉、马汉英决定制作一张地图。60年后，武鸣岐还记着这张地图：“比一般的纸张厚一些，说是白纸却发黄，就相当于现在《燕赵晚报》一个版的大小（4开）。”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夜晚，武鸣岐和田清泉趴在西五里庄一个李姓“堡垒户”的炕头，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开始绘制一张石家庄地图，在上面标明了国民党守军的东、西、南、北四个兵营以及汽油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三十二师师部等重要地点。而门外，田清泉的爱人和外甥女聊着闲话，注意着来来往往的人，为屋内绘图人望着风。很快，这张手绘的地图就被送到了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
60年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时候并不是只有武鸣岐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从属于不同组织领导的地下工作者们，都在不停地收集并发送着各自的情报。曾经进过国民党还乡团的王士林就记得，就在还乡团打算躲进外市沟的时候，还乡团团长冯振基找到了他，要他做自己的警卫员并随还乡团一同撤到外市沟里去。“这个团长那么信任我，是因为我曾被共产党的工作组扣押过，他觉得既然共产党跟我有仇，那么我肯定是可靠的。”
但是，冯振基没有想到的是，王士林被扣押的那一幕“其实是一场戏，是故意做给冯振基看的”。而就在撤回外市沟的前一天的晚上，王士林还和当时共产党方面的地下党员宋长林见了面：“他告诉我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到休门去找他，由他把情报带出来。”
4.朱德要求“勇敢加技术”
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夺取石家庄，是晋察冀人民和我们野战军全体指挥员多年的愿望了。说到准备工作，近一年来我们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为了孤立石家庄，最后解放它。”
1947年的清风店战役取胜后，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认为：“我们乘胜夺取石家庄，已是瓜熟蒂落，势所必然。”于是，10月22日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在野司指挥部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乘胜夺取石家庄的问题。
很快，一封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电报从中央军委发了回来，同意了聂荣臻有关攻打石家庄的准备，而这个时候，朱德来到了野司。
60年后，已经82岁的原晋察冀野战军四纵队十一旅警卫班战士李至善，还经常给自己的女儿讲起自己当年见到朱德的情况。“每次讲起这件事，我爸爸都特别高兴。”李至善的女儿陪着父亲接受记者的参访时，忍不住插了这样一句话。
那是1947年10月份，清风店战役已经结束，李至善正随部队在河北省安国县整训。
第一次见到朱德，李至善记得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有一天，我们正吃着午饭的时候，一个身披棉袄的首长模样的人就走进我们警卫员呆的那个屋，我听见身边的战友悄悄地说：‘这就是朱总司令……’结果大家就小声地说开了：‘朱总司令来看望咱们了……’”时至今日，李至善都忘了朱德当时说了些什么，甚至连他所看见的朱德的相貌都描绘不出来，但是，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兴奋感却牢牢印在了老人的脑海里。略加思索后，李至善指着自家一间卧室房门上的照片说：“就是和这张照片上的朱德一样。”那张照片，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挂在堂屋正墙上的照片，上面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机场会面的情景，三人面带笑容，周恩来手捧鲜花（照片背景是：1964年11月，周恩来带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现在，这张照片已经绝少被当作家居饰品挂出来了，倒是李至善老人坚持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看上去似乎是翻新过很多次了，照片的颜色比最初的时候要淡了很多，但是，在一堆现代风格的家具中还是很显眼。
让李至善没有想到是，在他第一次见到朱德之后没几天，同样是在安国，他又第二次见到了朱德：“那时候已经确定了要攻打石家庄，朱总司令召集旅长以上的首长们开会。我们担任警备任务。”
彼时，正是1947年10月25日，会议是在安国县一家普通的农舍中召开的。李至善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会场：“那是一个二进院，会议是在里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员有四五十人，坐的就是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凳子，不是像现在开会一样坐成整齐的一排一排的，没有那么大地方，大家就围着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坐着。”而当时，李至善就在里院的门外站岗，他听到了那次会议的很多内容，以至于60年后，李至善在给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朱德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会议一开始，朱总司令就说：‘清风店战役大家打得很漂亮，打得很卖力，都应该受到表扬。下一个咱们要打石家庄。我要先说一下，打石家庄的任务很艰巨，石家庄是个战略要地，如果石家庄解放了，那华北的整个形势就不一样了。所以，打石家庄，只许进一步，不许退半步，不要怕牺牲，战斗结束后，死一个人，给你们补两个。打石家庄，大家要一块想办法。’”这段话后，会场上的野司首长又分析起了华北形势和石家庄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在当年的那次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个让很多老兵60年后还能记忆犹新的要求——勇敢加技术。
2007年8月7日，原四纵十二旅某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刘玉民在自己的客厅给记者解释：“勇敢，这就不用说了，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敢和有飞机坦克的敌人打，我们的战士肯定是勇敢的。这技术，其实就是要大家在作战上想法子，后来，在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时候，这个技术就是‘土工作业’。”现在，刘玉民已经85岁高龄，从总参炮兵指挥学院顾问的位置上离休，在石家庄某干休所安享晚年。而刘玉民提到的“土工作业”的具体方式，我们将在后来的石家庄战役中进一步展现。
5.一张地图如宝贝
其实，对于1947年10月25日的“安国会议”，四纵队十一旅警卫班战士李至善能回忆起的，也只是会议的一些情节。事实上，当年会议现场的墙上还挂着一张《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这份地图，对于后来的解放石家庄战役至关重要，它是四纵队在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
2007年的10月22日上午，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一栋别致的小别墅中，记者见到了已经97岁的原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并向他仔细询问了那张地图的来历。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但这位建国后曾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的老将军一说起这件事，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意：“这张地图，是我们纵队十旅一个团的政委王海廷交给我的。图是清风店战役中，我们的战士从罗历戎第三军军部中搜出来的。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我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会，就带了这张图去见聂荣臻司令员。”
至今，曾思玉还能回忆起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形：“我赶到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和杨得志司令员正在审问俘虏罗历戎。大家看到我满身尘土，都过来握手问好。聂司令员说：‘我们正在审问罗历戎，你来得正好，一起听一听。’那时候，罗历戎还穿着突围逃跑时的士兵服装，坐在一条板凳上，十分狼狈。”
聂司令员又对罗历戎说：“你说说石家庄的设防情况吧。”罗历戎回答说：“石家庄的城防是在日军修筑的工事基础上加固的，有内外市沟和土围墙，还有一条环城铁路，弹药充足，但兵力不足。因为现在只有三十二师和各县保安队，大约两万余人在城里了。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被歼灭，石家庄的守军可能会人心动摇，若无援兵，固守石家庄困难啊!”
60年后，曾思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说：“罗历戎在说到兵力时，尽管神情显得很沮丧，但我注视他的脸部表情，看出他在说石家庄城防时嘴角边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罗历戎被带下去之后，曾思玉就从文件包内取出《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说：“要打石家庄，我还有件宝贝呢。”聂荣臻和杨得志围到跟前一看，聂荣臻便兴奋地说：“思玉同志，你可弄到了罗历戎手中的宝贵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