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政权，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存在了700多年，是一个上接两汉盛世，下接隋唐盛世的神奇国家。
恰恰得益于这700年间中原地区的动荡，原本已经扩张到朝鲜半岛的中原王朝势力不断退却，甚至让整个北中国成为内迁胡族的乐园，身旁不再有超级强权的高句丽势力不断扩张，直到占据了整个辽东，并与草原民族以辽河为界，形成了自辽河以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势力范围。
对于这个政权，大多数中国人的了解，其实就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搞得民怨沸腾，以至于身死国灭，而等到大唐平灭东突厥之后，晚年的唐太宗又发起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理由是见《资治通鉴》：
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在新罗的支持下，唐朝大军攻破平壤，宣告了这场持续了两代盛世，数十万将士埋骨他乡的消耗，终于结束。
那么，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隋文帝开始，隋唐帝国就对高句丽有这么大的执念，一定要和它死磕到底？
答案有两个，一个“面子”，一个“里子”。
隋唐与高句丽的恩怨，其实始自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派出30万水陆大军结果铩羽而归的军事行动，这次由高句丽直接寇边引发的大征伐，结局却是隋朝水陆两军几乎全军覆灭，对于刚刚灭亡南陈，混一宇内的隋帝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无独有偶，紧随其后的开皇十九年，隋朝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这实际上开启了隋朝扶持突利可汗，也就是日后的启民可汗全取东突厥汗国的一系列战争的序幕，这场纵横捭阖的大战略，一直到隋文帝仁寿三年方才收官，启民可汗彻底臣服于隋帝国的治下。
所以，为了“里子”，也就是北方更大的威胁，隋文帝只能坐视自己承受了巨大损失的征辽战争无疾而终，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启民可汗在榆林朝见隋炀帝，双方表演一场君臣尽欢的戏码时，高句丽在突厥汗廷的使者被启民可汗自己抛了出来。
按照《隋书》的说法，此时就定下了征辽之策。
所以，隋炀帝征辽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更是为了其父隋文帝的“面子”，一定要把这个依靠山高水险而抗拒天威的小国彻底征服。
同时，东突厥汗国在启民可汗的治下回归统一，势力渐渐恢复，高句丽都开始主动地勾勾搭搭，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对东突厥进行足够的武力威慑，很有可能会发生叛离，这对于隋炀帝而言，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远不同乃父，隋炀帝为征辽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水军的战船，还是运粮的大运河，还是事先在辽西的积谷存粮，都昭示着他要进行一场大规模武装游行的野心和决心。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不是为了向东突厥和各国使者耀武扬威，隋炀帝完全不需要动员高达200万人的力量，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他只需要派遣几路大军一步步地蚕食过去，就可以在与高句丽的国力对耗中获胜。
问题是，他的目标根本不是高句丽，而是被隋朝的战略据点营州与高句丽隔开的东突厥汗国。
有一种解释说，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截断内亚延伸至草原再到东北平原和朝鲜半岛的贸易路线。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解就是，从草原进入东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就是营州，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市，在历史上曾被称为龙城，这个枢纽，被隋唐两代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突厥与高句丽势力沟通的路径，不但被其阻隔，还被长期游牧在辽西的契丹人所阻隔。
而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征辽时，契丹人，都已经在之前脱离了突厥的宗主权，而转而服属于中原王朝，也就是说，辽东和草原的沟通，在战争发起时，都是被隔断的。
这也是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位皇帝发起征辽战争时，草原帝国都已经是中原帝国的臣属，也就是说，不再成为公开的边患。
所以，说征辽战争是为了截断某个现实存在的联系，本身属于臆测，但是，一个比较虚幻，却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隋唐帝王的面前。
那就是，如何让草原人长久地臣服于“圣人可汗”、“天可汗”？
既然不能动刀兵，对方又是畏威不怀德的蛮夷，那么，超大规模的“军事示威”，又可以顺道“复中国旧疆”，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只要跨越了山海屏障，高句丽的国力和战力远远不能和东突厥相提并论，不拿它开刀，找谁合适呢？
像西方的吐蕃，哪怕是唐太宗时代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也没有犁庭扫穴消灭之的奢望，到了唐高宗时代，吐谷浑丢了，也只是一次次战败的先声。
所以，高句丽才是完成上述战略目的最佳的选择，各种理由，也就是理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