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把人对待荒谬遭遇的态度归纳为三种:一是生理上的自杀，这是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二是哲学上的自杀，其实质也是一种逃遁，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第三是坚持奋斗，努力抗争，坚定存活于世的信念。存在主义者普遍赞赏的是第三种态度。
肖洛霍夫和余华通过一系列由死亡事件带给主人公的压力和禁锢，展示主人公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动力的作用下表现出了自由选择折射出的生存意识。就他们生命个体来说，当生命处于一种因外界力量打破或者侵入而处于不平稳发展的状态时，存在意识就被最大限度地激发。索科洛夫和福贵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命运和坎坷经历，但是在“非常遭遇”面前的生存选择方式、对命运的态度、对生命的信念却各不相同。
索科洛夫用积极反抗的姿态与命运抗争，通过不屈不挠的抗击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比较活着本身，索科洛夫更加注重生命本体之外的精神信念。相反，余华笔下的富贵则认为人应该为活着而活着，采取忍耐的存在观在顺从命运安排的过程中继续生存。
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主人公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积极姿态回应命运对他的一次次折磨。他企图通过保家卫国的方式摆脱命运的摆布，但这却使他更快地陷入命运的魔爪，在战场上受到更多的蹂躏。比如他毫不犹豫地想突破敌军封锁线，不幸的是，他驾驶的汽车被敌军炸翻，他身负重伤成了俘虏，即使是在被押往俘虏营的途中，他也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像西西弗思一样选择主动抗争，他被敌人的酷刑摧残得血肉模糊，也不愿出卖同胞。
他企图凭借超越生命极限的力量扭转命运的乾坤，以死抗争，加快走向光明的脚步:他冒着生命危险掐死一个企图出卖指挥官以谄媚德寇、卖国求荣的叛徒;在为死去的战俘挖坟时，他遂伺机逃跑，不幸被发现并被德寇的大狼狗咬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他受到牢狱之灾、战争之祸仍然无所畏惧、宁死不屈。
在《活着》中，余华笔下人物都以隐忍宽容的方式面对命运魔爪的戏谑，在该小说中，福贵是受苦难受折磨次数最多、苦难最深重的人。他纵然有无数次自杀的理由，但是他仍然坚强地存活于世。无论是他吃喝嫖赌，胡作非为，败光家里所有财产，还是他在战场上经历的恶疾、伤痛、失火、厮杀等厄运都没能使他升腾出自杀之念，读者不难发现福贵身上内蕴的强大的生存意识。
当他从战场上侥幸活着回家，本打算过平静安宁、安居乐业的生活，不料目不暇接的灾难，政治革命和自然灾害使他身体遭受无尽的折磨。他体会命运一次又一次打击和摧残他并把他推向绝望的深渊，但他仍然以“以死拒生”姿态对抗死亡，以巨大的忍耐性与命运周旋，在命运的夹缝中呻吟求生。
他明白命运面前任何反抗、拒绝、质疑都无济于事，存在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最后，他和一头被他解救下来的老黄牛为伴，并轮流用亲人的名字称呼它，余华曾这样评价他笔下的主人公福贵:“福贵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尊重生命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死亡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家珍、凤霞、有庆等经历了悲凉凄惨事件后之所以都是“以生拒死”的忍耐姿态接受命运对自己的任意摆布，就是因为有了超然的“忍耐”。所以在经历种种痛苦后，他们没有血与泪的强烈控诉，也没有消极被动的逃避和屈服，没有血雨腥风的呼号，更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喊，都是以本能的求生意志、顽强的生命气息忍辱负重、默默承受。
余华在自序中阐释了创作这本小说的缘由，“我听过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的老黑奴经历了无尽的折磨和苦难，家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但他依然友好地打量和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怨言。这首歌曲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这部小说。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接受能力，对这个世界乐观的态度。”
小说中的福贵始终用“以生拒死”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磨难，向人们展示坚如磐石的生命理念，展示了抵抗中寻找战胜不幸的人生法宝，也是来自生命深处最顽强的精神———忍耐。正如余华在前言中说:“这部作品的题目是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中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我们的困难、无聊和平庸。”所以本质上说，《活着》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关于死亡的小说，而是能教导和启迪这次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肆虐背景下人们应如何承受生活的重担，如何脚踏实地靠人的本心坚强活着的指南。
若福贵是用以生拒死的柔性方式对待遭遇，那么索科洛夫则选择了以死抗争的刚性方式。这两者存在观都启示人们:面对生存中的不幸，人们不应退缩放弃，而是要像勇士那样用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当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做殊死搏斗，直至突破困境，战胜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