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反佛者看唐佛教的社会地位
唐代也有反对佛教者，当然每个朝代都会有，只是最终的效果如何，也因个人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抉择有关。如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傅奕的反佛论。
1、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是由“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而引起的，（《旧唐书》卷十五）随后韩愈便“上疏极陈其弊”。他认为中国未有佛教前如：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诸位皇帝寿命都很高，而在佛教传入后的殷汤、汤孙、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诸位皇帝也不是因为的佛教的传入而寿命高。还特别举例说从汉明帝时开始有佛法，在位只有十八年。其后天下相断不安定，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最后却“饿死台城”。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而看佛教，是足不信可。
佛教产生于印度，发展在中国。韩愈认为佛是外国的人，与中国语言不通，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没有“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而且佛已死多年，枯朽的骨头，污秽不堪，不应迎请到宫中祭拜。应该“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将以上自己反佛的观点，上奏宪宗，宪宗看了非常的愤怒，将韩愈的奏疏以示宰臣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于是，癸巳（633），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2、傅奕的反佛观念
傅奕在武德七年（624）上疏――陈述废除佛教。他说佛教在印度，路途遥远，汉译佛书是假托。从伦理的角度讲佛教是不忠不孝，出家人剃除须发，割爱辞亲；游手好闭，逃离租赋。虚张六道，恐吓愚夫，矫诈欺骗。有造作恶逆，犯法的人，在狱中口诵佛经，昼夜不知疲惫，希望免其罪。人的生死寿命，自然生灭。佛教讲人的贫富贵贱，功业所招，都是由佛。这是佛教“窃人主之权”，是害政之教。“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旧唐书》卷七十九）汉明帝假托梦想，开始建立佛教。西晋以上，不允许中国人，削发出家。到苻坚、石勒时，羌胡乱华，都是佛教导致的灾难。
后来，傅奕又上疏。高祖召群官议论，唯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傅奕的奏请是合理的。中书令萧瑀与傅奕争论说佛是圣人，非圣人是不知道的。傅奕说礼节是事亲，奉上，这是忠孝之理，臣子应该奉行。然而，佛却逾城出家，逃背父亲，以出家来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不是遁入空门，是遵无父之教。我听说不孝的人是无亲的，这就是你。萧瑀不回答，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到太宗嗣位，常常临朝对傅奕说，佛教的道理是非常的玄妙，是可以学习的。而且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很有灵验，唯独你不悟解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渐渐流传中国。模仿老庄玄言，妖术之教。对“百姓无补，国家有害”。可见傅奕的反佛是非常的尖锐、刻薄，然而，佛教并非如他所说。
从以上韩愈和傅奕两人反佛的事件来看：虽然他们激烈的反对佛教，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没有采取废除佛教的行动，而且，还不同程度的支持、推动佛教的发展，可见佛教对当时的社会是启到一定的作用和贡献的。唐有“会昌法难”，然，在“会昌法难”后，佛教反而更加的兴盛，用历史学者的学识来看，为何会兴盛？可以一目了然了。
二、从当朝皇帝对佛教的态度看唐佛教的社会地位
在唐代大部分的皇帝是支持佛教，具体的行动：如开设译经道场，不但支持僧人的译经，还派当时的社会文豪参加翻译；广度僧尼；建寺造像，旧宅改为佛寺等等，都是表现为对佛教不同程度的支持；同时，也说明佛教在唐代的社会地位。略举如下：
太宗李世民虽对道教的崇拜，但不减对佛教的支持。当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太宗远远的在长安迎接。还把玉华宫改为佛寺，供玄奘法师翻译经典。并派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玄奘法师翻译经典。唐代的翻译是非常的兴盛，这与皇帝的支持分不开的。太宗知道萧瑀喜欢佛教，塑佛像一躯，并且在佛像旁绣萧瑀的形状。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赐袈裟。
武则天是非常的信奉佛教，对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性。武则天命沙门伪撰《大云经》，为其登上皇帝的宝座在渲染，同时也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机会。并且，下令各州设置大云寺，造像度僧。更有历史意义的是：她下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也处道士女冠之前。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佛教几乎成了国教。
“安史之乱”时肃宗听取郭子义的意见，请神会置坛度僧，所得钱财，以充军需。神会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受到皇室的重视。“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肃宗皇帝诏入宫内供养，并建造荷泽寺供他居住，给予极高的礼遇。
宪宗时，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皇帝请入宫中供奉三日，后送诸大寺院供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
会昌五年（845）五月，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是因为其说惑武宗，排毁佛教。造成武宗启动大规模的毁佛事件，即佛教所谓的“会昌法难”，有大部分的原因是道士的谏言。然“会昌法难”后，佛教又开始兴盛。
懿宗信奉佛教是非常的虔诚，经常在宫中供养僧尼。还赐安国寺的僧彻法师，旃檀座椅。
高宗在位时，在宫中为文德太后追福超度，造慈恩寺及翻经院，敕京城诸寺幡盖，送玄奘及所翻译的经典、佛像、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656)，高宗又诏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郞薛元超等，共同润色玄奘所定的经典，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协助翻译。
三、从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看佛教的社会地位
佛教发展到唐代是非常的兴盛，空前的盛况，给佛教带来了勃勃生机。唐代的佛教不但在思想上比其前有所进步，还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佛教宗派方面。中国化佛教发展到唐代时，佛教宗派林立，八宗思想各有特色，也是标志着佛教的鼎盛时期。唐代佛教宗派的成立，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南北朝，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唐王朝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也给佛教在思想上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佛教宗派的创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产物。
佛教文学方面。佛教文学在中国佛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丰富了中国文学词语，提供了有利的养料，成了传统文化中不或缺的组成部分。佛经翻译思想非常的丰富，佛教词语丰富了现代汉语词库。如：昙花一现、借花献佛、海底捞月、因缘等等。鲁迅先生提倡把《维摩诘经》当作小说来，因其经中的故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楞严经》的文体，越读越不厌倦，爱不释手。
佛教艺术。佛教艺术自佛教的产生地印度，早在健罗陀时期就很兴盛。佛教艺术作为一个奇葩，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对中国艺术启到一定的作用。寺院的建筑，给现代学习古建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样本，同时，也是人们喜欢参观的最佳地方。塔，在印度时是供奉佛陀舍利的，给信徒礼拜的。在中国唐代前塔成为佛教寺院的主体，一般都建在大雄宝殿前，到了唐以后，逐渐成为旅游者到寺院的一大景观。不一而足。
四、结论
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这给佛教带来了有利的机遇；同时，也是佛教在唐代转型的时机。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在社会中不能被普遍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佛教有识之士就才取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来解释佛教(格义佛教)，使佛教在社会中得到普遍承认。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巩固，又反过来用佛教的词语来解释佛教，这样，佛教教义人们已能够接受和理解了。
综观唐代的佛教不再是格义佛教，而是对唐代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佛教在唐代的鼎盛不单单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也与佛教自身的健康发展，思想上的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离不开，佛教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也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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