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模糊性，是指我们如今在国内电视管理体制改革与频道设置的语境中使用的“公共频道”概念具有特殊的指向，与它在普遍意义上的含蕴明显不同。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这一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特定含蕴的概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其意义又发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义靠拢，二者往往显得若即若离，貌合神离。此外，国内已经遍地开花的公共频道在展现形态上不尽相同，重要是这已经不完全是风格多样化层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构与核心元素层面上的不相同。诸如此类的种种，实际上已经使得公共频道的概念丧失了标识与辨认的功能。
第一，两种不同意义指向的公共频道
在通用语境中，公共频道系指公共性质的电视媒介，与国营、私营性质的电视媒介相互区别、鼎足而立。它一般通过国家委托、特许的公共机构提供电视节目，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日常的运作经费以观众的电视机执照费、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大多不接纳商业广告，有的容许少量的商业广告，但明确规定不能影响节目的内容。最著名的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即使是在商业电视遮天蔽日的美国，也有公共广播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网（NPR）等公共广播机构。
比较而言，欧洲的公共电视更加普及、成熟，其中英国广播公司历来被认为是西方公共性质传媒的典型范式。它强调以保障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覆盖面广，满足不同层面的受众观赏期待。关注少数派和弱势群体，关心民族特性和社区生活。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将公共广播电视归纳了七个特征：服务的普遍性、内容的多样性、编辑的独立性、社会责任至上、高质独特的文化内容、公共财政、经营的非营利性③。
在这里，“公共”的含义强调的是公益、公众，意义中心落在传媒的接受者一方即受众，公共频道就是要服务大众，让大众从观赏电视的过程中获得益处。公共电视的这一特点通过与商业电视的对照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西方国家，公共电视是相对于商业电视而存在的。商业电视专注的是社会中具有旺盛消费欲望的受众，也就是说具有广告价值的人群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全力以赴追逐商业利益。而公共电视的理念要求服务公众的普遍性。同时，商业电视为了利益常常漠视各种亚文化，社会边缘群体很难得到公平注视。公共电视容纳不同的声音，倡导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传播不同层次人群的思想与情绪。
很显然，国内设立公共电视频道的初衷并不在公益、公众。在我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职责，这一点根本无须特别强调。那么，公共频道之“公共”强调的是公用、共有，其意义的重心落在了传媒的传播者一方。在这里，公共频道就是指省、市、县三级电视播出机构公用共有的频道。也就是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它是充分利用好省市县三级人、财、物资源的一个载体，是三级共同发展的一条强有利的纽带。”④
要完全理解国内公共电视频道这样的特殊含蕴，就应该联系它产生的背景。在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此后，国内电视台的数量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扩张，并很快出现了过多过滥的流弊。自1996年12月开始，中央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电视播出机构进行“控制总量、调整机构”的改革。我国对电视的管理实施的是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控制电视台总量的改革是从“条”的路径上推开的。从“块”的角度看，不仅没有控制数量的自发要求，而且各地都有了对电视媒体存在的习惯性甚至依赖性，因而这项改革也存在着现而易见的实际困难。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高层认可福建公共频道的试验，并迅速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正是因为它是现行体制下治理“散、滥、乱、小”的一个在各方接受限度之内步骤。建设公共频道，可以推进县级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即从自办节目转为传播中央和省级电视台的节目，这个思路的终点是由公共频道取代县级电视台。巧妙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从此就没有了电视播出机构，因为公共频道是省市县三级共同拥有的电视媒体。
第二，具有特定含义的“公共”概念出现了游移与扩张
国内电视公共频道虽然无一例外的具有特定的职能、特定的涵义，但是有一些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在频道定位与宣传上，有意无意的超越或淡化特定的“公共”概念，使其兼具或者转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涵义。
云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宣扬“公共的，就是大家的。”接着解释说：“就是全省各市（地州）、县（市）广电媒体和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共同的。”在这里，“公共”显然用的是其特定涵义。湖南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这样界定自己：“是湖南省广电集团主管的公益性频道，是湖南电视台响应中央政策、为逐步实现地市县电视台职能转变所开办的省级专属媒体。”这样的阐析游移于公共频道上文所述的两种涵义之间。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的运作理念是“以人为本，服务公众”，强调传播公共资讯，关注公共事务，关心公益事业，体现公共利益。河南电视台描述自己是联播全省各地电视媒体的一个新的省级电视媒体。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频道，咱大家的频道”、“公共频道，关注公益事业”、“公共频道大家看，你说咋办就咋办”。那么，仅从宣传的文字上看，这两个省的公共频道已经开始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频道靠拢、转化了。
在这个方向上，江西电视台走得更远。该台的公共频道刚刚经历了一次改版，以全新的品牌、全新的形象、全新的定位出现在观众面前。它推出的新的品牌定位口号是：“红色情怀，爱心舞台”，提出要以红爱心来服务江西这块红土地。自此之后，这个频道策划与推动了一系列的公益性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助学行动、送电影进社区活动、爱心购物节等。这些活动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使频道的新形象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的传播。
第三， 国内公共频道的标识与辨认功能不强
在国内，电视台的形象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各专业频道所分割、遮蔽，电视频道成了电视播出机构的更具实体性和本质性的存在。尽管各个电视台的频道构成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已设立的频道基本上都面目清晰，有迹可循，诸如新闻综合频道、经济频道、都市频道、影视频道、女性频道、旅游频道、少儿频道、综艺频道、体育频道等。它们之间也许没有达到壁垒森严、畛域分明的境地，但是一望其频道名称，便可大致感知其内容，也就是说这些频道的名称完全具备标识与辨认的功能。与它们相比，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公共频道的定位显得比较浮泛，形象显得比较模糊。
公共频道在整体上缺乏相对的规定性，这自然会反映到节目的形态中。具体说在节目的基本框架形式与核心元素构成等方面，各个电视台的公共频道相互之间迥异其趣也就势在必然了。福建电视台把公共频道定位为“农村·综合”频道，重点开拓农村市场。强调关注农村生活，服务农村经济。河北省的公共频道精选河北电视台1—5频道的优秀自办拦目，以娱乐为主，法制、农村节目为辅。江西电视台另辟蹊径，打造了一个定位清晰主题鲜明的公益性频道。包括浙江、宁夏、湖南等在内的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公共频道，实际上都成了当地的第二个省级综合频道。
在电视公共频道的概念被推广以后，广电行政管理的高层就指出：创新性是公共性这一特征带来的必然要求。因为公共频道本身是改革的产物，如何运作、如何管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只要有利于达到办好公共频道的目的，都可以拥有很大的创造空间，上面可以为此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由此可见，公共频道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带给观众的不适等情况，都在管理高层的接受限度之内。设立公共频道是一项管理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实现基层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了。但问题是，国内的县（市）级电视播出机构并不是全都发生了职能转变，基层县（市）电视台自制自播的现象还在较大的范围里存在。那么，因此而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就没有的理由存在了。国内公共频道概念出现的这种混乱状况，显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言辞是否达意的问题，它反映的是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